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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记忆与历史的沉思－－以电影《悲情城市(3)

2013-11-18 01:06 　四

　　与《悲情城市》和《霸王别姬》相对照，《香蕉天堂》和《活着》讲述了另一群体另类的生活经验和苦难。《悲情城市》是本省人的悲剧，而《香蕉天堂》则是描述了中下层的外省人的悲剧。《香蕉天堂》对于历史的记忆和《悲情城市》明显不同。电影主要描写了白色恐怖和委曲求全的生活经验。张得胜因为张冠李带用了柳金元的名字，被办了匪谍罪。门拴得到武则天的暗示从军营逃跑。张得胜遭到冤屈和摧残以后，精神失常，染上了官方的恐匪症，甚至怀疑他的上司是匪谍。与前两部强调“悲情”的电影不同的是，《香蕉天堂》是悲喜剧。“香蕉天堂”这个片名具有明显的反讽意味，名为“天堂”，可是，主人公所经历的却是悲剧。门拴和张得胜随国民党军队一起从华北败退到台湾。在《香蕉天堂》一开始，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前夕，张得胜和门拴对台湾充满了奇异浪漫的幻想。他们是无知的外省乡下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台湾这个名字，更不知台湾在什么地方。无数错位想象和错误认同产生了喜剧的情景。张得胜和门栓是被命运播弄的无名的小人物，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险恶完全无知，无辜地被卷入到了暴力和牺牲之中。门拴和《霸王别姬》中的小豆子一样也发生了认同的困扰。在部队点名的时候，叫他何九妹，他拒不答应。张得胜偷的一块肉坏了以后说：“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门拴却认死理：“明明是块肉嘛！哪是把米呢？”当康乐队演出的时候，他穿着解放军的衣服上了舞台。当问他是哪一军的时候，他回答说是康乐队的。他的遭遇充满了喜剧效果。他拒绝何九妹这个女性化的名字，可是，他不知道张冠李戴的左富贵这个名字使他面临生命危险。直到电影结尾，女主人公月香坦露她遭受性暴力的经验，不论是与李骐麟，还是与门拴，他们都是有名无实的夫妻，无法享受真正的天伦之乐。《活着》描写了农村的生活苦难。在《活着》中，主人公因为浪荡好赌而避免了成为土改暴力的牺牲，从另一方面显示了土改暴力的恐怖和荒唐。而《活着》的主题则是主人公对接踵而至的当代农村无数苦难命运的承受和忍耐。灾难和亲人的死亡笼罩了主人公福贵的后半生。最后，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只有了一个人孤独地留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们的相继死去并没有将福贵推入绝望的深渊，没有将他打垮，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种中国当代历史的苦难体验构成了与知识分子对于文革暴力的体验不同的另类经验。

　　五

　　在《悲情城市》这部电影中，暴力播撒的踪迹并不是单纯的和单向的。这里不仅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冲突，而且也有地方势力的内部冲突，还有家族内部的冲突，如果更进一步追溯，还有与日本人的冲突。林文雄是悲情城市的主人公，他成为了黑暗暴力的主要牺牲品。同时，林文雄本身又是一个非常粗暴、具有男权倾向的人，对于他的女人和孩子来说，他本身也是一个施暴者。电影还通过林文雄的叙述，揭示了林文雄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施暴者。在春节的前夕，在文良暴力事件之后，林文雄讲述了他小时候的暴力遭遇：他父亲为了去赌博，把他绑在电线杆上，他差一点被冻死。这种暴力经验给林文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以至许多年以后，在他的弟弟遭到暴力侵犯的时候，他重新记忆起了这次经历。因此，暴力不仅来自于民族-国家外部，或者来自于民族-国家的暴力，也来

自于家族的内部。暴力不仅来自于现代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也来自于传统的伦理权力。暴力是一种自然的形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现象。林文雄和林文良被当作汉奸追捕，林文雄的父亲辩护说：“我们父子是流氓没错，我们为什么当流氓？”正如朱天文代侯孝贤阐述对于《悲情城市》的关怀时所说的，《悲情城市》所要表现的是“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悲情城市》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它既可以被视为是一部政治电影，也可以视为对于人类生存本相的理解和探究。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和不断渲染的盲目的追杀，林文雄在为小舅报仇时最后在手枪下仆倒，吴宽荣在铁道上目睹人们原始疯狂地杀戮，暗示了人类生存的混乱与盲目。

　　在《霸王别姬》中，在暴力的不断升级中，在令人发指的残忍折磨和耻辱揭发中，同时，出于强烈的嫉妒，程蝶衣揭发了菊仙当妓女的经历，并且疯狂地煽动红卫兵“斗她，斗她，斗死她”。时代和政治的暴力固然是主宰；然而，程蝶衣在对于暴力的思考中，并不认为它完全是外来的，暴力的恣肆与每个人有关：“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来的！”程蝶衣把他们的厄运归结为菊仙的出现，是菊仙的出现导致了师兄的背叛，是师兄的背叛，导致了历史的暴力有隙可乘。在电影中，导演陈凯歌实际上认同了程蝶衣这一人物形象。程蝶衣不仅表达了1980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理念，而且也代表了大陆知识分子对于文革“全民反思”的“深度”。所以，对于大陆知识分子来说，《霸王别姬》中程蝶衣的话语才是那么痛彻肺腑、震撼人心。在大陆以外的观众，很难理解程蝶衣话语振聋发聩的“力度”。

　　六

　　林文雄把灾难的根源归结于他母亲坟墓的风水。他母亲死了以后，他的家庭连续遭遇变故和不幸。由于他的知识的局限，他无法理解灾难的社会和历史根源。由于他的知识的不同，他的理解和认同也和作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吴宽荣不一样。对于他来说，不论是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还是国民党的腐败政治，都是一种对于他的压迫。在他弟弟文良被上海佬诬陷为汉奸，抓进了监狱以后，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黑暗统治，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反正法律是他们设的，随便他们翻起翻落，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对于他来说，不论是日本人、国民党，都是一种压迫他的异己力量。

　　文清的难友、黄先生的弟弟在狱中留下了“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的遗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和视野，他们投身于改造国家和为理想的国家而奋斗的精神。吴宽荣是这种进步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二二八”事变以后，宽荣胸怀建设新的国家的理想，深入民间，与最底层的基本民众相结合，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我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电影中“二二八”事变主要通过宽荣的眼睛呈现出来。他在铁道上孤独、冷静的沉思，与那些洪水一般盲目原始的仇杀的人群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对照。后来他又目睹了国民党“一路抓，一路杀”的血腥镇压。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性质有了充分的认识，因此，他投身于政治运动，希望产生一种新的理想的政治。

　　台湾作家陈若曦的《尹县长》等作品对文革暴力的揭露为大陆“伤痕文学”之滥觞。《霸王别姬》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陆“伤痕文学”的一种总结，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暴力的高潮来加以表现。电影中作为背景声音的充满了战争修辞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是一种典型的暴力语言：“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正是由于话语暴力的催发，文革的暴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悲情城市》里，陈仪在宣布戒严的广播中宣称，那些人是乱党，他们不被消灭，社会就不会安宁。在文革暴力中，同样也在重复“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和“段小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粗暴口号和对于身体的严重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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