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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融资体制及其他支持
对于任何一个产业而言,投融资体制的建设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在电影定位为产业之后,必须要有资本和金融的支持才能推动这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其中,韩国、日本和印度的投融资措施较具特色。
在电影业的融资方面,韩国采取了鼓励政策。1997年11月,韩国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战局了亚洲金融危机后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同时,韩国政府于1997年后开始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与此同时,韩国政府适时开辟了好几个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如中小型商业投资管理委员会(简称SMBA)、韩国电影委员会(简称KOFIC)等。2000年来自各种渠道的组合基金投资电影行业的总额达到了9200万美元。6个在2001年4月组成的新基金(总额为3920万美元)将由SMBA代管,还有三个即将组成的新基金(总额为2400万美元)将由KOFIC管理。[26]如果这样计算的话,将会有总额达1.552亿美元的基金在等待投资电影业。充沛的资金让韩国电影有能力引进好莱坞的先进制作技术,同时也有能力大力促进国内的影院建设。
日本在电影融资渠道上需求的是多元化投资渠道,除了吸引大企业投资拍摄电影外,日本电影业还吸引外资,吸引电视台,吸引独立制片人,从而使日本电影的拍摄资金多渠道,保证了电影创作生产有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融资方面,印度电影有其独到之处。在过去,印度政府长期把宝莱坞归于二等产业。1999年,经过电影团体游说几十年之后,印度政府把电影业列为正式的产业,这使得在印度奇特的控制型经济体系有了正式的名分,并首次能合法地得到银行贷款,能发行债券和得到安全保障。这个举措不仅使制片商有可能获得外资,而且还使人们可以按15%的年利率从银行贷款。过去制片商向国内银行贷款的年利率为48%,如今15%的年利率意味着可大幅度降低电影的制作成本。2001年4月,印度工业发展银行成为首家进入电影融资业的银行,这家银行已为14部宝莱坞电影提供了1350万美元的贷款,至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此外,印度政府还从税收上对电影业进行扶持。从2000年开始,新德里宣布废除向新型的综合性影剧院所征收的高达100%的娱乐税,这意味着这些影剧院的票价将下降一半左右;而电影放映商从减税计划中得到的实惠将在未来5年内为印度新建450家综合性影剧院,这将是印度首批现代化电影院,而目前绝大部分破旧不堪的12000间电影院将得到良好的修缮。此外,2000年,在同美国好莱坞多次谈判后,印度政府成立了外资投资管理顾问委员会,监督和管理国外的任何投资。同时颁布法规批准外国公司可以直接投资于印度电影业。2001年还补充规定,外资投资可以高达100%,并且可以包括投资、生产、发行、公开放映等。[27]
在融资方面,我国电影行业起步较晚。1995年前只有16家国有电影制片厂有影片的出品权,1995年开始允许省办厂拍片,对其他社会法人组织投资拍摄故事片也开始放宽条件。直至2001年,各类地市级以上文化影视单位才可以独立从事电影摄制业务。虽然政策逐步放开,但是由于步伐较小,虽然从1998 年起,电影厂以外的单位平均每年投资拍片近30 部,对丰富电影市场、满足观众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的狭小和不规范,投资回报率较低,因此制片厂在融资拍摄影片方面困难较大,政府的资助在影片生产中占到相当大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主要通过五项经济政策扶持民族电影。2002年,中央影视互济资金用于电影创作等方面的资金达7645.2万元,地方21个省市影视互济资金3955万元,电影频道用于电影的资金达到1.5亿元。2002年全年拍摄的100部故事影片中,政府资助的就达71部。这说明,制片厂自身投入和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进入还明显不足,使得制片规模较小。[28]
因此,在未来的电影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在投融资体制方面还应该加大力度,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比如在国债发行、银行贷款、基金的使用以及税收方面,应该对电影产业有相应的扶植和优惠政策。
(4)相关产业分析
电影的相关产业挖掘充分,这主要体现在其对电影品牌的后产品开发上。后电影产品开发潜力,商机更大。在电影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票房收入一般只占一部电影全部收入的1/3,此外的收入则为电视等版权和后电影产品的收益,这就是海外电影投入产出的所谓“三三制”。
电影品牌可开发的商业价值极丰富:除影片的海外版权、家庭录像制品、电视播映以外,还包括与影片内容相关的图书出版、服装鞋帽、海报、珠宝、游戏、玩具、文具、日常用品、原声音乐和主题公园等。在电影的后产品开发上,法国、韩国、日本及印度都落后于美国。
在美国,影视产业之所以在商业社会里居于高利润产业的前列,是因为它的赚钱的方法不仅在于票房收入,其相关产品的收益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星球大战》系列在全球造成的“星球”效益早已超出了电影和音像制品,涉及到漫画、卡通玩具等的造型版权及其他相关产品。“E.T.外星人”、“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系列等我们熟知的形象也早已变成“印钞机”,产生源源不断的收益。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70亿美元的国内票房收入,其份额仅占美国电影产业的27%,“电影后”收入占73%。如此算下来,在美国,电影后产品开发的收入往往是一部电影票房收入的2至4倍。[29]
而在我国,影片收入的绝大部分要靠票房,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后电影产品开发等,仍是待开垦的处女地。2003年,我国部分电影产品出现了音像市场和其他媒体市场经济效益上升的趋势,《手机》的国内音像版权收入高达750万元,《茉莉花开》的国内音像版权收入高达780万元,《玉观音》的国内音像版权收入为680万元,《天地英雄》的国内音像版权收入高达600万元。[30]但是总体而言,整个电影相关产业开发链条还远没有完全形成,多数电影产品的后开发和相关开发依旧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而在这种开发过程中,音像产品的过早开发与影院市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矛盾关系,在2003年中,这种矛盾关系进一步被激化,给正在发育中的电影院市场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5)产业政策和法制环境
文化体制所辖的产业政策将影响资本运作的进程。在《经济大辞典》中,产业政策被解释为指示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产业发展目标、调整各个产业之间相互关系及其结构变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是整个经济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政策的落实成效取决于文化体制改革。因此,要贯彻国家关于文化产业的有关政策,文化体制的创新与改革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为资本运作创造良好条件,保驾护航。
在课题组根据调查问卷统计的“15个国家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主观指标专家赋值表”中,我国与美国、法国、韩国、日本、印度的广播电影电视业产业政策的科学性一项中,各国的权重如下:
表7 五个国家的广播电影电视业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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