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七岁的单车》看新生代导演
2014-04-17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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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导演王小帅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在2001年的第51届
“新生代”导演王小帅的影片《十七岁的单车》在2001年的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委会大奖(银熊奖)，这是继张元凭《过年回家》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姜文的《鬼子来了》荣膺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后，中国“新生代”导演的影片再度获得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大奖。然而这又一次的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与喝彩却是以又一次的在国内被摒弃在主流发行放映渠道之外为代价的。王小帅、张元等新生代导演们以体制外的独立制作引起人们关注继而获得国际认同，在经历了体制内的主流制作之后，仍然徘徊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尚未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仍然处于文化边缘的事实表明新生代电影人尚未“长大成人”。想要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电影的代系谱表上标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尚需努力。
王小帅是新生代导演中拍片比较多的一位，他从独立制片起家，也尝试过体制内制片，至今已有《冬春的日子》、《极度寒冷》、《扁担·姑娘》、《梦幻田园》、《十七岁的单车》五部故事片问世。《十七岁的单车》是王小帅最新的一部影片，王小帅认为《十七岁的单车》是对他比较重要的作品，“《十七岁的单车》对我来说拍一个最充分的作品，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中间出现问题的一个状况点，是最稳当的，一点点透露出自己的那个意思”。[1]同样是关于成长的故事，却因为作者本生的成长而产生了与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风格。《十七岁的单车》继承了新生代电影的许多特点，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风格趋向。透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窥见王小帅乃至新生代在电影观念和形态上的新发展。
城市·自行车·人
正如片名所提示的，自行车在影片中作为最主要的线索贯穿始终。郭连贵是农村来北京打工的“乡下人”，他找到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哥哥羡慕地夸奖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对郭连贵来说“自行车不仅是他的求生工具，还是他生存在城市的一个确证”(《十七岁的单车》导演访谈)，寄托了他对未来生活的所有期待与梦想。小坚的家是北京普通的家庭，家境不佳的他在高职念书，他的朋友圈子里流行玩极限赛车。对小坚来说自行车能够满足他的自尊和虚荣。影片通过郭连贵被偷的自行车到了小坚手里这一情节把两个人联系起来。自行车所联系起来的其实正是当今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两种人群，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或者民工生活水平很低，他们追求的是物质上的温饱。另一种是城市居民，“尽管并不富裕但生活在城市已经足以令他高人一等”(《十七岁的单车》导演访谈)，他们所追求的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自尊和虚荣。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同样都面对困境。中国向来有自行车王国之称，中国的自行车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很久以来自行车都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拥有轿车。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行车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在人们生活中地位的变化反应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一辆自行车上载着一台冰箱，在三个人的撑扶下摇摇晃晃的前行。在后来的一个镜头中，自行车终于支撑不住巨大的压力而翻倒在地。这个含义丰富的画面似乎在暗示自行车在中国人的生命中承载了太过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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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物·窥视·自恋
影片中郭连贵和小坚对待自行车的态度都具有恋物癖的倾向。郭连贵对自行车的占有欲极其强烈，他对待自行车非常暧昧，总是小心擦拭甚至在车上画上记号。每当他的身体要和自行车分离的时候，总是表现出依依不舍的心情。影片中两次用全景镜头完整的展现了郭连贵在送货过程中停车、离车时的小心与依恋。在小坚和其同学一伙人抢夺自行车时，郭连贵紧紧抱住自行车并发出痛苦的哭号，即使在被踢打之下也无法把他和自行车分开。这样的反应和举动明显超出了正常范围。小坚的书桌上摊开的关于自行车的书和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去骑车的举动都可以说明他对自行车的迷恋态度，而且在将要失去自行车时他表现出和郭连贵同样的反应。其实在影片中两位主角的恋物癖的根源在于自行车与性的关系上。小坚与女友潇潇的关系是以自行车为基础的，因为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自行车成为了男性魅力的象征。影片中潇潇第一次与小坚同行时所说的唯一一句称赞小坚的话就是“你的车挺好的”，以及潇潇和一些女同学在铁道旁边观看男生表演车技，通过这些建立起了这种象征关系。当小坚拥有自行车时他也获得了同潇潇平等对话的基础，当他失去自行车时他觉得自己在性方面失去了优势的确认，所以他对潇潇的态度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自信的丢失让他觉得在潇潇面前失去了自尊，只有通过羞辱对方才能达到心理的平衡。既然自行车是男性象征，小坚的爱情便具备了某种自恋倾向，影片中小坚对潇潇的态度变化无常，他似乎更在意自行车。当潇潇给他机会吻她时，自行车的被侵犯使这一行为受阻。当最后拥有自行车的小坚无法赢回潇潇的心时，自行车的象征作用消失了，自行车就对他没用了。他只能以拍砖的方式找回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