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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传统”中的艺术与政治(1)(5)

2014-07-27 01:34
导读:这些回忆充满了细节和自豪感,是“文革”美术叙事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宣传画在全国的出名虽然也有些个人的因素(如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邵宇

这些回忆充满了细节和自豪感,是“文革”美术叙事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宣传画在全国的出名虽然也有些个人的因素(如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邵宇的推介),但创作队伍的水平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当时全国“文革”美术中确实是非常突出。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批宣传画所营造的红色视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品就是我们心路历程上的形象资料。例如,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1974年)是我们插队务农知青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它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象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这件作品是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展现出来。
当时绘制宣传画的任务很多是合作完成。梁照堂回忆说:“与张绍城合作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与项而躬、邵增虎、陈衍宁、招炽挺合作过油画《伟大的教导》,与阳云、吴炳德合作国画《公社的节日》等等。最多的是与李醒韬合作宣传画、油画,如宣传画《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油画《我爱万泉河》等等。”这种交叉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对于产生一个很有创作实力的艺术家群体很有直接的作用。全国各地美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各种重大政治任务的方式得以实现,如张绍城所讲:“交易会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阵地,连续几年我们都参与了交易会的创作。到了1969年,又有了农讲所,这是在江西安源搞安源纪念馆,集中了全中国的画家在那里创作,当时是全中国美术界最大的一个聚会,也是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创作聚会,广东就有梁明诚、吴海鹰、王玉珏等人。”今天在文献和图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大量当年美术家们共同创作的留影,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在“文革”美术的“红、光、亮”氛围中,广东美术最先表现出另类的艺术追求,因而在全国树立了独特的广东风格。梁照堂认为,“那时的画都要‘红、光、亮’,自己却爱画抒情的冷色调;那时的画都强烈正面光,我却爱画逆光色彩;那时的画都仰视高大形象,我却爱画俯视的亲切形象。开头人们说这种逆光画法不是宣传画,我只是想画画,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普拉斯托夫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他是不是宣传画。画多了,全国各省刊物多了,人们又把这逆光色彩当成我们宣传画‘很有风格特色’,那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罢。”当时社会上学画画的人都酷爱这种逆光色彩,我记得在中学和青年文化宫学美术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有过临摹这些宣传画的经历。

更为值得深入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究竟对美术家的思想和情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艺术家心中当时的真实思想和心理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今天他们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广东的美术家在当时与政治权力的真实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难度的论题,或者连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受到今天有些人的质疑或拒绝。
我们可以广东主流美术中最有权威地位的关山月先生在此期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与成就为例来谈谈,由于他的资历、名望都远在前述这批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之上,因此他在此期政治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中的巨大活力与成就是备受瞩目的。关山月的中国画《绿色长城》在1973年的“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中受到广泛好评,在同年举行的全国美术创作经验交流大会上,作者作了题为《老兵走新路——谈谈我的创作体会》的发言(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其中的政治性话语不应被认为只是应景套语而遭忽视或刻意回避。歌颂伟大时代、为工农兵服务等话语应该说是关山月从来都十分强调的,蔡若虹先生认为,关山月“是新中国诞生后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号召的许多老画家中最积极的—个”。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老兵”与“新路”的问题在当时关山月心目中究竟具有何种真实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记得当时杨之光先生就对关山月的这个命题很感兴趣,连说“老兵要走新路”。1971年7月关山月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之后,到各地写生、受外交部委托赴北京作画。发言中说道,“两年来我的创作活动得到领导重视和群众支持,使我受到鞭策鼓舞。”显然这是作者此时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这种心境中,他于1973年三次到阳江、博贺、湛江等地的海滨林带区访问写生。他说过去从艺术形式上考虑较多,不敢进行创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提高了觉悟,决心把沙洲变林带这个题材用中国画表现出来。”实际上,对于中国画创作图式和语言风格的创新一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下的主流画家孜孜以求的,其创作内驱力和灵感又总是与各时期的形势、任务紧密相连。蔡若虹先生赠关山月诗中有“立意每随新气象,造形不取旧衣冠”之句,不仅是对关氏艺途的中肯析论,也是对整个主流艺术的概括。据说关山月曾七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92年12月26日毛泽东99岁诞辰这一天关氏特地作了一幅题为《千秋雪里见精神》的画,“来纪念我们的领袖”。“风尘未了缘何事,仰首高峰向晚攀”,这是关山月1982年书法作品中的句子,我想,这一“高峰”是否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时代氛围中的艺术与政治的结合?对于本次展览中的这批在新中国政治与艺术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关山月的心路历程是否也有某种代表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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