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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永没有改变”——从《哈姆莱特》看《

2015-03-23 02:33 【内容提要】
《夜宴》是继《英雄》和《无极》之后，中国著名导演进军世界电影市场和进入世界美学赛道的另一张“出师表”，然而，对于经典的克隆和改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哈姆莱特》的美学贡献何在？同为复仇题材，《哈姆莱特》与《夜宴》为什么一个成为经典，另一个却遭遇“滑铁卢”？隐藏于影片奢华制作背后的美学眼光与美学感觉，是比声色影像本身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
【关键词】夜宴　复仇　延宕　爱

　　近几年，几位著名导演不约而同选择了以克隆和改编经典名著的方式作为自己挑战世界最高美学水平、艺术水平的“出师表”：如果说张艺谋的作品《英雄》是中国版的《罗生门》，陈凯歌的作品《无极》是中国版的“古希腊悲剧”，冯小刚的作品《夜宴》则是中国版的《哈姆莱特》。可是，他们的美学努力却皆以失败告终。同为复仇题材，为什么一个成为传世经典，另一个却兵败“滑铁卢”？《哈姆莱特》真正的美学贡献何在？我们究竟需要培养起怎样的美学眼光和美学感觉？这是比评价一场浮华“夜宴”的声色影像本身更重要、更关键的问题。


一

　　哈姆莱特的复仇故事源于公元4至5世纪流传于欧洲的丹麦传说，自12世纪至16世纪莎士比亚之前，这个故事素材不断地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但并没有一部作品取得成功并流传后世，直至莎士比亚点睛之笔的创作，才使得这个古老的复仇故事成为不朽的艺术经典。《哈姆莱特》的美学魅力何在？是什么让“哈姆莱特”——这个曾经是“复仇者”代名词的血腥形象成为令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动和沉思的艺术珍品？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为莎士比亚作品的读者和研究者所重视和厘清。直到1736年，英国批评家托马斯·汉莫第一次提出“哈姆莱特的延宕”的命题，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伟大——我为什么要复仇？复仇意味着什么？人类千年快意恩仇的历史在哈姆莱特脚下意外地停顿了短短几秒钟，但这实在是个引人瞩目的“停顿”！西方人性的历史因为这个引人瞩目的“停顿”而得以掉转方向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哈姆莱特》的“延宕”的历史起点与人类世界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复仇”密切相关。复仇，曾经普遍而长期地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历史、文化伦理和文学艺术之中。杀父（子、兄弟）之仇与夺妻（母、姐妹）之恨及其衍生，构成了复仇的基本内涵。古代中国的赵氏孤儿、伍员鞭尸、荆轲刺秦、卧薪尝胆，古希腊的阿加门农、美狄亚等等复仇故事皆为人所熟知。复仇是人动物性本能的一种，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复仇既是维护个人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保证群体稳定团结的重要方式。在相对松散的社会结构下，公共监督和社会反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人与人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摩擦，只能依靠“复仇”的方式寻求解决。因此，在人类社会尚不成熟的时期，“复仇”作为一种代表正义力量的价值观为社会所接受，甚至深入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以伦理观的形式被肯定、被规定，从而形成了人类特有的复仇文化：《礼记》中有“父之仇也，弗与共戴天”，民谚有云“有仇不报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诸如此类等等，“复仇”，一度成为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评价标准。文化视野下的“复仇”，进而也成了长盛不衰的人类文学母题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复仇”不同于“报应”，它具有处心积虑的计划性，一如越王勾践日日卧薪尝胆，矢志复仇；人类的“复仇”也不同于动物间的相互厮打寻衅，它具有蓄谋日久，一朝实现的延时性，著名的“赵氏孤儿”即是等待20年后才一雪前仇；而由于公共监督的缺席，为了防止对方再度寻仇，复仇者往往不惜大开杀戒直至将仇家斩草除根、毁族灭门，被复仇者则无时无刻不伺机再度向复仇者寻仇，“复仇”因此呈现出非理性和无限性的特点。当“复仇”作为一种社会伦理被肯定、被规定之后，复仇者必然承受来自伦理习俗的重责，被复仇者则时刻背负着对假想敌的恐惧，因而“复仇”的施受双方均面临巨大的心理焦虑和心理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