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规律在当代的若干转换(3)

2015-09-24 01:03

导读：数学家、数理家哥德尔,在数论研究中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任何一个理论系统都不可能完备。即在我们的思维中,用理性来引导人的行为,则行为的合理

　　数学家、数理家哥德尔,在数论研究中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任何一个理论系统都不可能完备。即在我们的思维中,用理性来引导人的行为,则行为的合理化程度、成功系数等才有保障,但理性的出发点、它的依据则是缺乏一个理性的证明的,因为理性可以证明别的事情,而它自身如由自身来证明,则是同语反复,这恰好是理性在逻辑上的禁忌。

　　如果说哥德尔定律只是一种抽象的学理上的说法,它体现的对理性的怀疑只在狭小范围内适用的话,那么,近代自然科学的还有一个重大冲击在于,它逐渐破除了神学上目的论的阴影。最典型的例证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动用科技来从事暴力的事件,它抹去了理性的神性光芒。

　　由于理性只被看做是人在认识时的一种有用的工具,那么,在文学阅读中,“引用”在实践上的必然性就顺理成章地可以受到怀疑,并且可以有一些实际的突破了。在20世纪60年代时,德国的接受美学就表达了对这种“引导”的挑战。它是以一种“填空”、对话的关系来解释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姚斯在《走向接受美学》一书中指出: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象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5

　　应该说,姚斯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在姚斯的一派人士之外,作为一个批评派别的“读者反应批评”也持以类似倾向,在姚斯之前的现象学批评家如英伽登等人也有过类似表白。他认为文学阅读是一种填空。所谓“填空”,就是在阅读时,字面表达的意思可以成为象征义的一种传达媒介,字面之外的意思要由读者根据自身经验来填入,这样才有见仁见智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文人谭献曾说,在文学阅读中可以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6的情形。读者的理解可以超越写作时可能没想到的方面。问题在于,其他人都只是说文学阅读可以有读者的能动参与,而姚斯则明确提出了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由读者参与后才成形,离开读者来谈文学作品,就像是只由乐谱来说卡拉扬指挥的交响曲,其实同样都由贝多芬谱曲,卡拉扬和别的人来指挥的效果就可以大相径庭。文学作品本来就应包含读者的悟解之义。那么,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能够较好地包容读者的悟解,能较好地启导读者精神世界的潜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不是引导读者,而是与读者进行一场精神上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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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学阅读中,读者由被引导转到对话的立场上,这是对读者能动性的一种强调,它还需要在文学创作上和文学理论上有相应的改进来适应这种变化。应该看到,20世纪的现代派文学、后现代派文学,确实就基本上摒弃了引导的姿态,读者以一种对话方式进入作品,才可看到作品中更深刻的东西。至于在文学理论上,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当年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复调性”的认识,也涉及到对话问题,巴赫金指出,“在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7。巴赫金在当时就盛赞陀氏小说开启了一个无限性的空间,因而陀氏小说比托尔斯泰的作品更为伟大,这在20世纪20年代时还显得观点突兀、激进,但在时隔70多年之后再来看,托尔斯泰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陀氏则代表了他所处的以及直到今天的时代,可以说陀氏小说是更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是在一种传统的文体、传统的创作方法中注入了新的特质,开启了以后文学创作与文学思维的路径。
　　三、由表现、再现本质观到换位视角的定位

　　在作品与世界关系上,传统文学观注重文学在虚构的手法中,体现了文学反映外部客观世界和表现作者主观世界的功能。晋朝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8。这里的“缘情”是对主观世界的抒写,“体物”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描述,他的论说主要是指不同文体有不同特性,只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也是对文学多种功能的一种认识。在南北朝时,钟嵘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泳”9,他是说了文学创作的来源,就客观而言是要有“物”,就主观方面而言是要有物的“感人”,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文学的基本,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