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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改编与意识形态——兼谈「宏观文学史」

2015-09-22 01:43 一 　　元杂剧是最早传播到西方的古典文学。《赵氏孤儿》等剧本的翻译、改编为西方读者打开了关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第一扇窗口，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1
　　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中国学者关于戏剧的正是在西方下开始的。他们对中国古典戏剧文本的重新阅读和评价，基本上是在西方戏剧话语的框架下进行的，如悲剧、喜剧等许多概念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舶来之物。
　　作为中西文化桥梁的中国古典戏剧，今天仍然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比较一下国内和西方的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研究，就不难看出古典戏曲在西方汉学中明显占有较大的比重。传统上，这是汉学研究的「起始点」之一，而近20年来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和国内的研究相比，这些成果在批评视角、思维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借鉴的价值。它们有的体现了西方汉学的传统，有的吸收了近年来西方批评理论的新方法，有的在我们看来则反映了跨文化阅读中的「误读」。由于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阅读中国文学文本，汉学往往可以摆脱中国文化中既有的批评模式和典律（canon）的束缚，而发掘出文本的潜在意义和价值。因此，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的角度对汉学研究进行「再阅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的交流，无疑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以便在世界文学的新的高度重新审读古老的中国文学文本。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要特别介绍的，是伊维德（WiltL.Idema）和奚如谷（StephenH.West）二位教授的研究成果。　　　二　　伊维德原执教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最近转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奚如谷现任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他们两人合作翻译的王实甫的《西厢记》（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尽可能地保留了原作的风格、用字、意像，甚至双关，是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的、有益的尝试。在这篇译着的「前言」中，他们提出了许多有关《西厢记》的新颖观点，很有启发性。例如，他们从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二元对立出发，指出《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阴」的世界里：夜、水、月、寺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被看作是「阴」的符号。和尚由于已不负有繁衍后代的任务，在儒家宗族文化中已不再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男人，而崔家除了一个未成年的欢儿外，全部都是女性。因此，崔张的爱情故事是在这样一个被女人（「阴」）包围、主宰的环境中发生的。张生偏离了儒家仕途的正轨（「阳」的世界），进入这个充满性爱的「阴」的世界，经过一番游历，最后终于通过参加科举又重新回到了「阳」的世界，并最终为正统文化所「收编」。2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此外，他们还认为「这部剧中有大量的色情意像和有关性的隐喻，主要是以双关的形式出现。关于这一点大部分的中国和西方学者都保持沉默。」3作者并举了红娘和张生的几处对白来说明这种隐藏的「性」的含义。如红娘嘲笑张生「银样蜡枪头」，以及那首莺莺写给张生约会的「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等都被认为是具有性的隐喻。结合晚明性文化泛滥的背景，这种解读应该不是过于牵强的。在西方文艺批评中，对「性」的问题正在变得愈来愈敏感。而在中国，「性」在文学批评，特别是古典文学批评中还是个禁区。
　　然而，伊维德和奚如谷在元杂剧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成果，还是他们关于明代宫廷及文人对元杂剧的改订及其意识形态意义方面的论述。他们近来发表了多篇论文，论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是经过明代文人大量改订的本子，距离元代的演出本，已有很大的差距。其实这一点本是「老生常谈」，并非甚么新的发现。例如孙楷第在《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就将几种明刊本与元代的本子作了比较4：
　　然则居今日而言元曲本子，今所见士礼居藏元刊本，是原本也……然此等明抄明刊虽不尽依原本，而去原本尚不甚远；大抵曲有节省，字有窜易，而不至大改原文，皆删润本也。至臧懋循编《元曲选》，孟称舜编《柳枝集》、《酹江集》，皆以是正文字为主，于原文无所爱惜，其书乃重订本也。凡删润之本，校以元刊本，大抵存原文十之八九。懋循重订本，校以元刊本，其所存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