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改编与意识形态——兼谈「宏观文学史」(4)
2015-09-22 01:43
导读：文本和语境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文本必然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但反过来，文本一旦形成，就成为了语境的一部分，又去影响其它的文本。例如《诗
文本和语境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文本必然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但反过来，文本一旦形成，就成为了语境的一部分，又去影响其它的文本。例如《诗经》今天就成为我们了解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将文本视为一种死的、没有生命的、固定的形式，而忽略了文本在产生以后在新的语境中的流传、阐释、变异、再生产以及这些过程所伴随的意识形态意义。例如从元代演出本的《窦娥冤》，到明代文人书案上的《窦娥冤》，到解放后改编的《窦娥冤》，到海外翻译、演出的《窦娥冤》，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中嬗变出不同的意义。文学研究应当将文本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应将其锁定在固定的历史空间。
由此我又想到，以王朝更替作为文学史的分期，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关于编写「宏观文学史」的思考。 （三）关于「宏观文学史」的思考。 如上所述，文本的流传和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历史语境对文本的接受和过滤问题。而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同一文本往往经过不同朝代的反复改编和再创作。
这当然和儒家「述而不作」的传统密不可分。特别是对于「无作者」的民间文学和说唱文学，这一特点就更加突出。如现存元杂剧剧本大多可以在历代的正史、野史、笔记、唐传奇、宋元话本中找到「本事」，其故事很少是元代作家的直接创作。13再如《水浒传》，从《宣和遗事》到元杂剧中的水浒戏，其故事情节已大致成型，显然不能作为施耐庵的个人创作，而只能作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白话小说的「集体」成果加以研究。又如《三国演义》中绝大多数的情节都可追溯到陈寿的《三国志》，如果我们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明代的作品，仅是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岂不失之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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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大致没有错，但传统的文学史忽略了文学文本跨越历史朝代的延续性，片面地将文学的与朝代的更迭等同起来。80年代中叶以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编写「宏观文学史」的主张。他们主张打乱现有的文学史分期，「建立起一种宏观的、整体的思维和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14，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等。
建立「宏观文学史」，还包括从全新的角度来审读文学文本，打通文学和
政治、历史、、宗教、、等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因为在中国古代，这些界限原本就是不存在的。我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还应当借鉴西方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批评思潮，着重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文学体裁的兴衰。而关于元杂剧改编中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注释 1有关早期西方学者翻译、改编和研究元杂剧的情况，特别是《赵氏孤儿》的改编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学术界已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请参阅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在国外》（北京：学林出版社，1988），页443-523；宋柏年：《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页328-338；以及黄鸣奋：《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页237-241。
2奚如谷（StephenH.West）和伊维德（WiltL.Idema）：《月与琴：西厢记．前言》（MoonandtheZither:TheStoryoftheWesternWing），页77-86。
3同上，页141。
4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页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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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华玮、王瑗玲主编：《明清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页235-283。
6奚如谷：〈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改编者与北杂剧〉（"TextandIdeology:MingEditorsandNorthernDrama"），页237。
7同上，页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