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改编与意识形态——兼谈「宏观文学史」(3)
2015-09-22 01:43
导读：（一）现存元杂剧是否可以作为元代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来阅读？ 虽然臧懋循对元杂剧的删改已成定论，但时至今日，有关元杂剧的教学、仍然
（一）现存元杂剧是否可以作为元代生活以及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来阅读？ 虽然臧懋循对元杂剧的删改已成定论，但时至今日，有关元杂剧的教学、仍然是以《元曲选》作为标准文本，偶尔参阅《元刊杂剧三十种》。不管是国内权威性的几种文学史教材，还是近年来有关元杂剧的新专著，如郭英德《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么书仪《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等，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都将元杂剧作为元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来加以研究，而他们所依据的文本，都是《元曲选》。这显然有失之偏颇之虞。关于元杂剧与元代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9：
长期战乱的年代对整个社会和作家个人生活产生的；传统文人的进身之路被切断以后，作家所承受的物质、精神压力；蒙古族统治造成的对传统儒学观念和伦理准则冲击作出的反应；元代杂剧作家「两重身份」的社会地位对视界扩大与转移的作用……这些社会条件对作家心理动机、情感状态的影响，会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反映和表达。
但由于元朝的前后不过一百年，又是外族统治时期，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资料其实十分有限。关于元杂剧作家的数据更是几乎等于零，只能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书中找到一些零散的记录。因此，上述这些关于元代社会现实对元杂剧作家心理造成的影响及其在杂剧作品中的反映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主观臆断和推测的层面，必然走进死胡同。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先入为主地将《元曲选》等现存元杂剧文本确定为元代的文化产品，而是从文本出发来阅读这些杂剧的话，就不难发现，与其说元杂剧是蒙古统治时期特殊、文化环境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宋代以来话本、诸宫调等说唱文学的延续，并且和明代的戏曲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划出分明的界限。换言之，杂剧的产生和消亡绝不是和元朝政权的兴衰同步的。当然，蒙古入侵对杂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这种影响应该在文本中发掘。例如，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元曲的语言等角度探讨蒙古文化对元剧的影响，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0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但我们必须看到，大部分的元杂剧研究都是从语境出发，从一些已知的元代社会文化现实出发（如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的悲惨境遇等），将结论生硬地套在文本上。这样所做出的关于元杂剧与元代社会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关公战秦琼」。正如伊维德、奚如谷所指出的，这些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元代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争议的。
伊维德认为，将元杂剧狭隘地定义在元代是不正确的，其片面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他指出：「当我们阅读这些晚期的元杂剧剧本时，我们其实是在阅读无作者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儒莲和巴赞将元杂剧作为文化本身的一种反映，而不是某个特定作家或的反映来研究可能是正确的。」11
实际上，从论的层面来讲，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元杂剧研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这就涉及到下面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即在文学批评中文本与语境的关系问题。 （二）从文本出发还是从语境出发？ 长期以来，在文学史教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本末倒置的倾向，即不是从文本出发，发现其中的潜在意义，再结合文本所产生的历史语境来加以，而是主观地从语境本身出发，生搬硬套地将结论套在文本上。例如，在分析《诗经》时，主流批评话语认为这些作品反映了西周时期劳动人民的疾苦，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之间的斗争等社会现实。12
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一结论不是阅读《诗经》本身得出的，而是阅读语境得出后，强加在文本上面的。换言之，批评者是从西周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这一出发点来阅读《诗经》的，而不是由《诗经》得出任何有关西周历史的结论。而《诗经》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西周的历史，这一大前提却没有被认真地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