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探析

          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4月22日在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的讲座

                                        李  杜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今天能在母校的国学大讲堂，做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讲座，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

我是中文系一九八五届毕业生，我在母校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与诗人潞潞一起创办了一个诗社，即北国诗社，此后历经刘俏、杜国华、徐建宏、温建生、王显威、乔傲龙、杜星亮、许凌云、张云、孟绍勇等社长薪火相传，达二十余届。母校对于我的恩泽、和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正派的人，一个诗人，一个高级编辑。

为此我一直心存感恩。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当代诗歌境况及其走向》。

我在这里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严格意义的“正统文学史”上的“当代诗歌”。在“正统文学史”的概念中，是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而且大致是以1840、1919和1949年做这四个时代的分界线的。所以，“当代文学”在通用的文学史教材里，一直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然而我所讲的“当代诗歌”，不是指这样一个正统文学概念；而且我所指的“当代”，也不是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所说的“当代”的意思（他们所说的“当代”，是指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一句话，我所说的“当代诗歌”，指的是从1976年至今的诗歌。

为什么要选择1976年这样一个时间呢？这只是因为1976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天安门诗歌运动”。这个运动，把此前和此后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区分开来。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诗歌创作是非常活跃、而且非常具有成效的。当时出现了一大批好的诗人，包括穆旦、戴望舒、徐志摩，还有象征派的李金发等等。但是到建国以后，这些诗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得少了，尤其是到五十年代末，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种“红旗歌谣”式的诗歌，失去了诗歌应有的人文关怀、失去了诗歌应该具有的韵味和品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

1976年，国内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一大批诗歌被张贴到天安门广场、或西单民主墙上，震动了全国……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当时的诗歌就形式而言，主要的还是古体诗词样式（如著名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1976年左右，在北京，在天安门之外的其它胡同里、小巷里，还有一些所谓“地下”的诗人，在创作着一些与当时频频见诸于国内报刊的诗歌完全不同的别样的诗歌。这些“地下诗歌”，是以手抄本、或者油印刊物（比如《今天》）的形式流行于世的。这些诗人，便是北岛、食指、芒克、杨炼、顾城、江河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朦胧诗”创作的代表人物……我所说的“当代诗歌”，就是从这些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先讲第一个问题。即：

新时期诗歌——北岛、海子：英雄神话或者英雄挽歌

“新时期诗歌”是以1976年为前兆、以1979年到1989年为时限的。这十年，当代史上称为“新时期十年”，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而这里所讲的“新时期诗歌”，也即是对应这个大的界定而言的。

客观地讲，“新时期诗歌”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阵营，并不是以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等为主力的“朦胧诗群”，尽管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最壮丽的人文景观。

当时的情况是，“朦胧诗群”的诗人们虽然在“地下”活动得很早，但出现在“地上”的时候却很晚。也就是说，当他们在“地上”成名之前，早已有一些诗人提前在诗坛上扬名立万了。这些诗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并且已经成名的，比如说艾青、穆旦、郑敏、牛汉等等。第二类则是五十年代开始创作并暂露头角、结果却因历史的原因而不能继续写作的这么一批人，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中年诗人”，比如说白桦（写过《苦恋》的白桦）；比如公刘（本来是安徽人，却因被打成“右派”而“流放”到山西的忻州，在忻州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涯”）；比如流沙河（四川的诗人，也是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昌耀、邵燕祥、赵恺等等。他们都是五十年代初走上诗坛、却因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直到1978年得以“平反”后才重新拿起笔写诗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吧，当时文学评论家便给他们起了一个“代名”，叫“归来的一代”。这一代诗人，便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群落，也即是一个主导“新时期十年”的诗歌群落；一个可以提升自己、却不能超越历史，因而也就很难再开拓诗歌未来的群落。

我这样讲，则是强调这样一个意思：作为这一群体的诗人，虽然在他们的人生及创作经历中，受到了很大的身心伤害，但是等他们复出以后，并没有去埋怨那个时代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当时白桦写的引起全国争议的电影剧本《苦恋》，也便反映了这一代人的情怀。他们复出以后所写的诗歌，与他们五十年代的诗歌相比，肯定是大有长进，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新时期的创作，代表了他们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横向进行比较，也就是同当时“崛起的诗群”的创作相比，他们的诗歌毕竟是显得单薄和老旧了。

这样评价“归来的一代”，似乎有些刻薄，况且也真是有违我的本意。因为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我是有过交往，并且势必终生仰慕的。之所以如此评价，或者也可以说是就诗歌发展的历史而言，势致不能不吧。他们的人生遭际，是值得悲悯的；他们的创作历程，是值得书写的；他们的创作实绩，是必须肯定的；当然，他们因受政治的、时代的影响而孳生出的种种局限，却也是必须面对、必须正视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自己本曾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复出、并成诗坛主持以后，却又不适当地“批判”了他人，或者用一句不甚恰当的话说，就是还对朦胧诗进行了一些“围剿”。当然，这主要的也只是因于诗歌观念的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吧。所以我这样讲只是陈述事实、而并非刻意“批判”。当时的情况即是如此，包括艾青老都写文章说：“朦胧诗是一个怪胎，是个毛孩子。”事实证明，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也正是由于误解太多了，以致不少诗人对于新的诗歌样式的出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宽容；对于新的诗群，也没有给予本来应该给予的扶持。

这里，我所讲的“新的诗歌样式”就是“朦胧诗”；所讲的“新的诗群”就是“朦胧诗群”，也就是由诗人徐敬亚所命名的“崛起的诗群”。

这个诗群，就是刚才我说的以北京的“今天派”诗人为主体的诗群。这个诗群主要的代表人物即北岛，其次是在厦门的舒婷，以及顾城、江河、杨炼、食指、芒克、多多、梁小斌、徐敬亚、王家新……后来也有一些人说：北岛就其创作时间来说，是在食指之后——食指本名郭路生，是“这一代”中最早写诗的人——就其创作成就来说，则在芒克之下；但不管怎么说，“朦胧诗群”主要的、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北岛。

惟此，在这里我先说北岛，尔后再说“朦胧诗之后”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即海子。

北岛，本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当时的北平（即北京）。毕业于北京四中。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作过翻译，并短期在《新观察》杂志作过编辑。1970年开始写作，1978年与芒克等人创办《今天》杂志。1989年移居国外，曾一度旅居瑞典等七个国家。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还曾是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2007年，北岛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8月，正式搬到香港，与家人团聚，结束其近20年的欧美各国漂泊式生活。出版的诗集有：《陌生的海滩》（1978年）、《北岛诗选》（1986年）、《在天涯》（1993年）、《午夜歌手》（1995年）、《零度以上的风景线》（1996年）、《开锁》（1999年），其他作品有：《波动》及英译本（1984年）、《归来的陌生人》（1987年）、《蓝房子》（1999年），散文《失败之书》（2004年），散文集《青灯》(2008年1月)，散文集《午夜之门》（2009年3月）。北岛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曾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84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曾和诗人潞潞一起组建北国诗社并创办《北国》诗刊。为组织《北国》创刊号稿件，我和诗人陈建祖专程到北京约稿，由此找到了北岛、江河、杨炼等当时正因“朦胧诗”遭遇困境而处于“沉默期”的诗人。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到中央美院的那个大杂院去找北岛，不巧他出去了，没有见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还睡觉的时候，有人敲门，然后北岛便背了个黄挎包进来了。此前曾听人说北岛是一个非常不善言谈的人。可是当时他却非常健谈，和我们谈到快十点钟才去《新观察》上班……后来，我们又见了江河、杨炼、马德升等，并带回了他们的作品，发在了《北国》创刊号上。北岛、杨炼他们后来都写信来，对《北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杨炼甚至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好的诗刊”）……不过这是后话，且不多说，还是说北岛吧。

在这里，我谨想以“诗歌英雄”这样四个字作为对于北岛的总体评价。

为什么说他是诗歌英雄？因为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诗歌书写了一部英雄神话。

他曾在诗中说：我站在那里，让影子横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显然，这就是一个“神话”。还有一些诗句，比如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显然是“英雄的”。所以，我们说：他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诗歌反抗政治的英雄。他把历史个人化，把一个时代的沉痛浓缩到个人的遭际之中，从而以亲历者或见证人的身份，对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追问或反诘。他想以他的诗歌演义一个英雄神话，并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么狂傲——现实生活中的北岛，是一个背着军用挎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的人，甚至还有人写文章说他的自行车上时不时的会夹着棵白菜——而只是因于历史强加在他身上的“使命”：由于以往的历史的创伤、和新的历史的需要，他想让自己成为极权政治的控诉者和社会公证的代言人，想通过他的诗歌唤醒、进而建造一个民主的、人道的中国。这无疑是北岛的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梦想。

一个俄罗斯诗人在纪念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说：“二十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和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样一对俄罗斯的永久的矛盾。”这个论断，其实同样也适用于评价北岛。然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不可能解决俄罗斯矛盾一样，北岛同样也不可能用诗歌就解决了中国的矛盾。所以，他只是写下了一些英雄的，让人缅怀的神话般的诗歌。

也就是说：北岛企图用诗歌来进行社会反抗、规范社会民主，呼唤时代不再重演历史悲剧等等，实际上是诗歌本身不能承担的。

所以我说北岛是一个英雄，他的诗是一个神话。

这既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局限。

于是，便又有一批新的诗人出现了。他们一开始便锋芒毕露，有的人喊出“打倒北岛”，有的说：“北岛死了”，就如尼采说上帝死了一样。

这一批诗人，后来被称之为“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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