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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与阶级意识

2017-05-08 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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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54新文学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在时间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在内容上也具有
反文言倡白话的同1性,而且同样都掀起了1场文学乃至社会政治的“革命”,但有
意思的是,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这是性质不同的两场运动,而1917年1月1日胡适在
《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被认为是2者之间的界标。如此区分
的理由很简单: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倡的是“旧白话”、“旧文学”,而54新文学运动
建设的是“新白话”、“新文学”。语言、文学的由“旧”转“新”,改变的不仅仅是形
式,更重要的是性质。
5.1.1谁的白话?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对晚清和54时期白话的区别有精彩论述。他
认为晚清时期倡导的白话“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1般国民都认
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1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
效力”。指出晚清的白话和54的白话文有两点不同:“第1,现在白话文,是‘话怎
样说便怎样写’。那时候却是由8股翻白话……第2,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
文的态度是1元的,就是:无论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1张字
条儿,1律都用白话。而以前的态度则是2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1
般没有学识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1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1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1回事,所以只
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
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

“老爷”和“听差”不仅
形象地反映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雅俗对立,而且还恰当地揭示了其中所隐含的阶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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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周作人的认识可谓深中肯綮。

本文认为“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在广义的层面上属同1概念,只是存
在文学、语言、文化、政治等不同的指涉方向,因而文中将视特定情况灵活运用以上概念。此处为表明其语言变
革的性质,同时又要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相区分,故用此。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69
如前所述,虽然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在1定程度上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变化,但它的
政治运动属性使白话对固有的文白对立的文学语言格局的冲击有限。不能说晚清的知
识分子缺乏文学语言的变革意识,事实上,在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我手写我口”、
“报章体”乃至“新文体”都在文学语言的转变上作出了努力,且都体现出1定的通
俗化甚至白话化的趋势,但这种转变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受到各种复
杂的社会思潮的刺激而作出的本能反应,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梁启超,都只是具有文学
语言变革意识但却缺乏白话意识(虽然他们的文学创作正走在通向白话的路上),而
且这也不过是在文言系统内的1种语言策略的调整,就好象在经历了6朝浓艳绮靡的
文风泛滥之后,自然就会有初唐陈子昂等人对古朴简约的汉魏风骨的提倡。因而,裘
廷梁的“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实际上应用范围有限,晚清的白话总体上不是为文
学而是为政治服务的。著书立说用文言,启蒙大众用白话,这种语言上的“2元态度”
在当时的确是1个普遍现象。梁启超的“觉世”与“传世”两种文体的划分本质上就
是这种“2元态度”的体现,而只求“辞达而已”的“觉世”之文也并没有做到完全
用白话则更显白话与“文学”之间的距离。54时期被认为是保守文言派的代表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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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林纾、刘师培、章太炎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但他们
参与白话文运动的动机显然值得商榷,实际上他们都是文言与白话并举。作为翻译和
介绍西方文化、文学名著的先行者,严复、林纾在政治和文化观念上的改革与创新意
识毋庸置疑,前者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对通俗小说的提倡是近代“小说界革
命”的先声,后者虽以复兴桐城古文为己任,但也卷入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之中,他自
己回忆说:“忆庚子客杭州,林万里汪叔明创为白话日报,余为作白话道情,颇风行
1时。”

可以说,他们并不反对白话,但也绝对不赞成废除文言。在他们看来,文言
和白话功用不同,性质也不同。文言是“学理邃赜之书”所用之语言,而非“以取便
市井乡僻之不学”的“近俗之辞”,

白话则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

2者之
间的对立与等级关系是“天然”的,不能轻易改变。胡先骕的表述更为直率:“中国
文言与白话之别,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夫雅俗之辨,何国文字蔑有,希腊文

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严复:《与梁启超书》,转引自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4页。

林纾:《答蔡鹤卿太史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版。70
勿论矣,即在英法德诸国文人学士之文章,岂贩夫走卒之口语可比耶?”

可见他们
依然停留在传统的雅俗对立的语言观念上,而这种雅俗对立的语言观念实质上就是
“语言阶级论”的表现:文言是知识阶层的专利品,白话是下层民众的通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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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章太炎的观点与此相类。他们都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立场来维护文言、白
话之间的等级关系。刘师培曾经主张:“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
皆可家置1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
近日文词,宜区2派,1修俗语,以启瀹齐民;1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规范,
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

章太炎也说:“有通俗之
文,有学术之言,此学说与常语不能不分之由。”“有农牧之言,有士大夫之言,此文
言与鄙语不能不分之由。……而世欲更文籍以从鄙语,冀人人可以理解,则文化易流,
斯则左矣。”

这是非常露骨的语言观上的2元态度。从章氏所用“农牧之言”、“鄙语”
等词来看,其对白话的歧视态度也是再明显不过。因此,正如旷新年所言,“晚清的
白话文运动不是消除了,而相反恰恰是凸显了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对立与等级关系。”

54新文学运动从1开始就以决绝的态度摒弃文言白话共存的语言格局。胡适在
《文学改良刍议》中即谓“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可断言也”。

在1年后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又明确宣称文言为“死文字”,
“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

判定文言已死,而以白话为将来唯1之文学语言,这
是对原有的语言等级观念的彻底颠覆,文言、白话之间的雅俗对立将不复存在,知识
阶层对文化的垄断地位无疑面临挑战,而他们据此建立的知识上的特权意识和身份、
地位上的优越感也将荡然无存。胡适本人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建设的文学革命
论》1出,朱经农就对胡适激进的否定文言的言论提出质疑,主张“‘文学的国语’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并非‘白话’,亦非‘文言’,须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另成1种‘雅俗
共赏’的‘活文学’”。胡适当即指出这是“很含糊”的说法,对“雅俗共赏”1说尤
为反对:“若把雅俗两字作人类的阶级解,说‘我们’是雅,‘他们’小百姓是俗,那

胡先骕:《评510年来中国之文学》,转引自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
第2期,第15页。

刘师培:《杂记》,见《中古文学史》(合刊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章太炎:《检论》(卷5),见《章太炎全集》(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

旷新年:《胡适与白话文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第13页。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页。

同上,第43页。71
么说来,只有白话的文学是‘雅俗共赏’的,文言的文学只可供‘雅人’的赏玩,决
不配给‘他们’领会的。”

这表明胡适早已洞悉了文言、白话的雅俗对立下所暗含
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
不仅如此,胡适还进1步探寻了这种语言等级观念得以延续的社会政治根源,指
出“科举1日不废,古文的尊严1日不倒”。他认为文言在2千年前就已经成了“死
文字”,只是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的需要,采用科举制度诱使1班文人士子钻进古文堆
里求取功名,才使得文言苟延残喘至今。因此,文言文学的得势完全是依赖政治力量
的结果,是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贵族的文学”,而白话文学则来自民间的“平民的
文学”,

尽管1再遭到统治阶级的压制,但《水浒》、《红楼》等白话文学仍然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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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很明显,文言白话之争不再只是文学语言领域里的话题,而应
该扩充至政治领域。语言本无雅俗之分,文言文的高雅特性是与封建等级制度相联系
的,胡适主张打到“文言”就是要否定不平等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制度,而提倡白话文
学也就有确立民众阶层的主体地位之意。胡适在1922年对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作总结
的时候,便指出这是1种“有意的主张”:“210多年以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
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难道不能称为‘有意的主
张’吗?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的主张白话文学’。
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1边是‘他们’,1边是‘我们’。1边是应该
用白话的‘他们’,1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
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吧。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几年后他在武
昌大学作演讲时,对新文学运动破除不平等的语言阶级观的意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表
述:“1般的人,把社会分成两个阶级,1种是愚妇顽童稚子,其他1种是智识阶级,
如文人学士,绅士官吏。作白话文是为他们——愚夫愚妇,顽童稚子——可以看而作,
至于智识阶级者,仍旧去作古文,这种看法,根本的错误了,并不是共和国家应有的
现象。”

对这些略显重复的话语作1个总体考察就会发现,胡适他们所争论的其实就是1

胡适:《答朱经农》,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2页。

胡适:《510年来中国之文学》,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92~96页。

同上,第97页。

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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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个话题:谁的白话?晚清的智识阶层在1种不平等的语言阶级观支配下,把它当作“骨
头”抛给了下层民众,胡适则认为白话“乃是我们全国人都该赏识的1件好宝贝”。

他的判断是从否定文言开始的。宣称文言已死,也就意味着我们只有1种语言的言说
方式:白话。白话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语,胡适称
之为“国语”。而由“白话”到“国语”,决不是1次简单的名称转换,从“破”的意
义上来看,以“文学的国语”来代替白话有利于消除传统语言观念中以白话为“俗语”
“俚语”的成见,也有利于破除语言的“2元态度”下形成的阶级意识和等级制度;
从“立”的意义上来说,这1名称转换是1种现代性思想的体现。旷新年指出:“现
代汉语意味着对于现代国民的创造和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中国现代白话文运
动的兴起,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都是1种现代性现象。‘国语’这1概念
也就是在清末民初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中凸现出来的。”只有有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国语”这1概念才可能出现,同时,“国语”作为“1种合乎科学逻辑、具有民主
精神的现代语言媒介”,

不带有任何阶级、性别、地位的偏见,从而显示了1种“语
言面前人人平等”的可能,而这也是与新文化运动所强调的科学与民主观念相1致的。
由此可见,白话由“俗语”变为“国语”,不仅是1次文学语言的变革,而且还是1
次思想文化的革命。“谁的白话”引发的不只是1场文学语言的论争,而更象是1场
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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