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的文化转型——(2)

　　（3）政治应该是一种强力现象或权力活动。一般而论，"权治政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认为，人类为了协调生存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就自然或本能地想到"权力"，并通过权力构建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过社会和政治生活。因此可以说，在"权治政治"学者那里，"权力欲"是人的自然天性或本能欲望，有学人说，"什么使人与人相互'关联'呢？除了天然的血缘和地缘之外，组成'社会'的基本纽带是'权力'（power），权力左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权力是社会的核心"，并且，"权力源于社会，作用于社会，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纽带。"22因此，"由权力来连接社会是天然和永恒的。没有权力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就无所谓权力"，"凡群体生活的动物都构成社会，也都受权力关系的制约。"23由于"无政府的社会必然是弱肉强食的社会，是受丛林法则支配的社会。政府是人类阐明的曙光。在一定的地理和人群范围内建立政府乃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步。最初的人类文明意味着人们把使用暴力的权利转让给了政府，只有政府才能行使暴力。"24正是如此，政治国家在本质上就是暴力，而非对暴力的规范或消除，另有学人说，"所以，从本质上说，国家不是以和平的形式消除暴力而是用暴力的形式消除暴力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对于国家来说，它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一种政治组织，它的产生所真正体现的是利用暴力对暴力实行垄断；而就此而论，国家是借助和平的方式消除暴力的手段这一论点，就只不过是社会契约论者虚幻的想像罢了。"25

　　3．法治政治则是法律主治的政治26

　　简单地说，"法治政治"可以理解为法治下的政治或奉行法律至上的政治。具体而言，所谓法治政治，就是通过法律规则的选择与运用以建立社会秩序，分配社会利益的公共治理活动。正如布坎南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的社会相互作用的全部过程，包括经济是当然具有'政治性的'，因为所有的行为都被包围着它的法律所制约，而法律本身又必须在政治行为中找到最终起源，或至少受到基本的强制力量的支持。......或许可以预料的是，政治和法律之间划分的界线是难以维系的，不论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如此。"27根据这种"法治政治"观念，法与政治具有内在的相关性，法（律）是一种社会规则性现象，是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政治是一种社会规则性活动，是选择和运用法律规则的活动。法治政治具有规则性，法治政治是以法律规则为本位的政治。同时，法治政治还内含了人本性。即是说，法治政治的规则性也就是法治政治的人本性，法治政治通过对规则性的确认与张扬，也就是对人的政治本性和人的政治主体性的肯定和推崇。因此，法治政治提供了政治人本性实现的平台。法治政治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具体表现为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和公正等人的政治主体价值和主体利益的追求。

　　4．法治政治是对政治的强力性和权治政治的否定

　　法治政治观对人的规则性和政治的法律规则性的倡导，实际上就是对政治的强力性和权治政治的否定。

　　仔细观察，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权治政治"和"法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两种政治思维方式和两种政治治理形式。法治政治学者之所以认为人类需要法治政治，就是为了消除强力政治或权治政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因此，法治政治的对立面是权治政治，而不是人治。或者说，人治政治与权治政治，实际上就是以权力和权力的拥有者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其表现形式是"人治政治"，但其实质则是"权治政治"。因此，法治政治在政治模式上是反对权治政治的。如果说强力是一种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是动物的政治，是兽性政治，而非人的政治，与此相反，人的政治应该是符合人性的规则政治。在古希腊人看来，"人的本质是理性的，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讨论来达成一致与同意，威压与暴力都不可能导致合理的政治，"28即强力或暴力，不能成为政治生活方式，因此，"奴役状态，就是非自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无法展示其自由的本质，这是一种强制状态，是一种非政治状态。"在希腊人看来，"言说以及在言说中体现出来的人的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希腊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本质特征。'人'的交往，以言而不以力。政治是自由人的活动，它的本质在于以言作为本质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暴力。言说的方式在城邦政治中体现为广场上的演说、法庭中的论辩、会饮时的明智的对话、投票、竞技和悲剧竞赛等这样一些以公共规则为规范的竞说、竞赛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体现了他的自由。政治就是让人展现其自由本质的领域。"29可见，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人根据"公共规则"而活动，并以此展现其自由本质。因此，城邦政治就是实现人的理性的规则性活动。由此也奠定了西方法治政治的反强权、反暴政、反权治政治的文化传统。近代启蒙思想家基于自然法和契约论，更是坚定的法治政治论者并以此反对权治政治。洛克认为，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建立的政权与国家的本质是相对立的。因此，只有在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基础上，通过契约和协议建立的政权才是合法的政权。30卢梭提出，政治的形成不能源于强力而是人们的约定，他说，"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31

　　当然，法治政治对权治政治的否定，并不意味着法治政治就忽视或否定权力的存在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而是否定其作为政治现象对于以人为本的合法性、合理性。对于权力，法治政治的基本态度是反对作为政治模式的"权治政治"，同时，利用权力的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相信权力和权力拥有者，更谈不上崇拜或迷恋。因此，在法治政治下，强调对权力进行分解，并且对权力及其拥有者进行双重制约，一是以权制权。二是依法制权，即法治政治强调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的规则性，主张依法制约政治权力、政治权威，推行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在权力与法律规则发生矛盾冲突时，强调法律规则的至上性。

　　法治政治之所以既要利用权力又要制约权力，是因为，法治政治学者也相信，人是自然属性（动物性）与社会属性（人类性）的统一体，人具有兽性（动物性）即强力本能与人性即规则理性双重性。但同时又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就是法治政治（规则本位的政治）不断抵制和战胜权治政治（权力本位的政治）的过程。法治政治首先是承认人的强力性并授予政治机关进行合法地利用。可以说，"在一定的地理和人群范围内建立政府乃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步。最初的人类文明意味着人们把使用暴力的权利转让给了政府，只有政府才能行使暴力。"32而在法治政治下，权力必然是具有合法性的影响力即权威。这种"权威产生于规则（或产生于统治rule）。一个官方机构有权威，是因为它由一系列规则构成，而且这些规则使它的权力具体化。一个官方地位有权威，是因为它按规则占据了这个位置。"33因此，有学者认为，"法治的根本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对公共（政治）权力的限制或者控制。这里的要害不是否认权力，权力始终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是承认权力，但是运用法律限制权力。"34因此，法治政治是一种"限权政治"。

　　二、权治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在中国，一般都将"人治"与"法治"作为一对概念来看待和使用，即认为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消除人治，35而且，认为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别就是"人治"与"法治"的差别。但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如上所述，法治政治与权治政治是相互对立的，因此，从实质上来看，中西方政治文化之间应该是"权治政治"与"法治政治"的差别，因为，"'人治国家'中的'人'并不是指民众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国家权力的人。人治国家实际上是在没有法律约束下的'权治国家'。"36 权治政治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我国的存在，可以从三个方面追述其原因。（1）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王权主义的权治政治观。在我国，自古形成的血族政治和权治政治的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官"本位文化，也就是"权"本位的文化。这是权治政治存在的文化根源。（2）从前苏联所引入的"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被片面的或僵化的理解为阶级的、国家和革命的政治观，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这是权治政治存在的思想根源。（3）由于新中国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夺权而建立的，这种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的成功经验的延续，就成了权治政治存在的实践根源。

　　正因为如此，我国的一些政治学者至今仍然有意无意地坚持和倡导权治政治观，如有人对权治政治作了如下的具有代表性的表述，他说，"从政治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看，政治具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本质。政治状态与非政治状态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状态建立起了一种普遍的、正规的、用来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调节控制的政治组织与设施──公共权力，而非政治状态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政治组织。政治状态愈是成熟，公共权力便愈是发达，国家是最发达的公共权力，因而国家社会是最成熟的政治社会。公共权力不仅是政治状态与自然状态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而且是政治社会全部政治生活的核心。"37可以说，"权力是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权力是一种最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切形式的意志统一，社会结合、社会协作，社会的组织、管理等等社会事务的根本动因。正如物理现象背后总是隐藏着'力'的作用，总有某个'动力'一样，社会现象的背后也总隐藏着权力的作用。"因此，"在政治世界中，离开了政治权力，简直就无政治可言。因为政治是依靠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调节控制的社会生活领域。不研究权力，不把握权力的实质，不了解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和基本规律，不了解政治世界最基本的权力关系，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政治学。"38

　　与这种权治政治观相共存的是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社会存在的权治政治现象。如普遍存在的权力崇拜或强力崇拜；社会暴力行为的延展；社会关系的权力等级制；权本位的社会利益分配方式；权法关系上的权力至上；权力寻租与金权政治；经济领域的"仕场经济"；文化领域的"权力决定真理"；体育领域的"暴力足球"等等。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权治政治观与权治政治行为互为因果，如果不作出理性的对策，是有走向霍布斯式的"人与人战争"的自然状态或者动物式"弱肉强食"生存状态的危险的，果真如此，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法治与宪政。要避免这种权治政治的危险，可以说，法治政治与宪法政治是有效的政治药方，而且，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的政治转型，正是现今中国走向宪政文明的必由之路。

　　三、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型的中国之路

　　如果从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重心来看，中国的政治发展经过了"暴力革命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和"体制改革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现在正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时期。因此，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重心的战略转移，它实际上也是中国走向宪政文明，实现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文化转型的基本路径。

　　所谓"暴力革命主导型政治发展"，就是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包括暴力革命、武装斗争推翻旧的政治结构，推动政治发展的方式。这种政治发展方式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要通过明确敌友的阶级斗争、大规模发动群众的群众运动、你死我活的暴力革命等形式展开政治变革活动。这个时期着重争夺国家政权并"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政治制度。因此，健全的制度、规则和法治在这个时期的不适合的。所谓"体制改革主导型政治发展"，则是用局部的、渐进的改革（或改良）的手段破除旧的体制、制度机制，以谋求政治发展的方式。改革对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机制应该是"破旧立新"的过程，它可以是法治的形式，也可以是通过人治和政策以及群众自主实践的形式。所谓"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则是在已有的政治体系下，为了更好地进行政治治理而着重于新的制度建设，并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秩序，以调整新的、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为此，就要强调法治国家和宪政建设，推行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制度化、程序化，建设政治文明。当然，这三个发展时期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制度问题，只不过各个时期的目标、任务和手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才出现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历代政权的变更都是通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暴力革命实现的。近现代的中国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在列宁的"阶级政治"理论和"暴力革命"思想指导下，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推动了中国政治形态的发展。然而，在建立的新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仍长期坚持抓革命促发展的思想，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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