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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的教训,中国进入了体制改革时期。在政治改革方面,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制定、修改了新宪法,提出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进行了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以及干部人事制度等具有制度的改革。但改革在实际上往往偏重于"破旧",即主要致力于改变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不过,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萌生了中国制度建设的思想。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肯定了制度对于政治生活所具有的全面性、决定性的意义,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9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因此,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还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40所以,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1从邓小平以制度视角观察、分析社会政治生活来看,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其政治哲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42在这种政治制度哲学指导下,提出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政治发展任务。特别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政治方略,要求将"发展民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的新时期。之后。江泽民也多次强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43中共"十六大"将"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并列起来,这表明,党不仅要改革僵化的、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而且,要着手进行新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建设。这是中国政治发展重心从"破旧"转到"立新"的表现,这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大进步。44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取向,不仅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一套法律制度的保障;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法律化、制度化;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必须搞法治、遵守规则;新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新规则体系;腐败问题的预防和处置的更权威、有效的措施还是法治和制度;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渐提高,法治观念日渐增强,等等。这些因素都强烈地呼唤中国社会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政治纲领中也明确地提出了政党政治基础转变的现实需要和执政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这对于中国进入"制度建设主导型政治发展"的新时期具有直接的、决定性意义。首先,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阶级性政党"转变成"人民性政党"。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阶级性政党,更是人民性政党。其次,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性政党"转变为"执政性政党"。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于是,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要求,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整个工作中,因为,"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且,中共"十六大"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推进了权力更迭的制度化水平,也开始了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依法执政的政治实践,如2004年的修宪对中国政治的宪政化就有重要意义。
虽然如此,也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实现了从权治政治向法治政治的政治文化转型,实际上,这只能说仅仅是一种开始。要真正摒弃权治政治,走向法治政治与宪法政治,还必须沿着此路径作更多的努力,推进宪政理念创新和政治制度的建设,如(1)树立法治政治与宪法政治的政治文化。从根本上抛弃权治政治的"权力至上"观念与"弱肉强食"的行为方式,确立法治政治的"法律主治"的观念与"公平分利"的行为方式。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和宪政的神圣性,完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增强人们的宪法和宪政意识。(2)在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推行"两院制人大体制"。这有助于实现执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实现"政治法治化",即实现执政理念、体制和方式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真正能够在法治政治和宪法政治下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同时,这也有助于重新构建规范政治权力的宪政制度,健全对政治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3)构建宪政意义上的中国公务员制度。在现有《国家公务员法》的基础上,从宪政的视角改进公务员的角色定位,健全公务员制度的政治功能与机制,强化公务员的权利保障与责任追究机制,划分公务员的职责类型,确立业务类公务员的利益中立制度等。(4)确立"政治法"的法律部门,加强政治法律体系建设。一般而言,"政治法"包括政治主体法、政治关系法、政治行为法和政治程序法。45其中,政治法中最根本的就是宪法,宪法政治是以宪法为最根本行为规则的法治政治。按照詹宁斯的说法,作为"政治法"的"宪法所意指的是规定政府的主要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运作方式的规则以及政府机构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文件。"46可见,宪法是首要的政治法,在宪法之外还包括其它规范政治关系的法律。在中国,要推进法治政治和宪法政治,首先就有必要将"政治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理论研究与制度建设。同时,需要建立健全限制政治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并且,还要就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行为和政治程序等方面制定或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特别是《政党法》、《执政法》、《新闻法》以及规范行政行为、政务信息公开和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法律规范,有很多需要制订或完善。(5)健全公民利益博弈的政治协调机制。在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方面,中国走过了"政治主导型利益博弈"和"政治参与型利益博弈"阶段,现在需要实行"政治协调型利益博弈"的政治机制,以此推进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和真实实现。这也是适应社会和谐所需要的政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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