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1)(2)
2015-04-04 02:33
导读：改革开放以来，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原因。 如经济上生产力发展落后，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为有组
改革开放以来，有组织犯罪之所以能在我国得以形成和发展，有多方面的重要原因。 如经济上生产力发展落后，尤其是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和发展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适应 的土壤；政治上腐败现象的滋生和发展，使“依靠权力”得以进行的有组织犯罪具备了 必要的条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巨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社会控制减弱， 为有组织犯罪造成了可乘之机等等。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之中，帮会文化是有组织 犯罪发生的基础性原因。可以说，正是帮会文化为有些人变为有组织犯罪者架起了桥梁 ，也使他们在犯罪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犯罪勇气和能量。有组织犯罪的头目正是利用了 在群众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帮会文化，来实施这种犯罪活动，达到犯罪目的的。
在谈到有组织犯罪类型时，很多学者都认为渗透型是我国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基本类型 。所谓渗透型，就是境外、国外的黑社会渗透进来发展犯罪组织或同境内黑社会势力相 勾结而成立的犯罪组织。在东南沿海地区也确实破获了一些类似的犯罪案件，随着经济 全球化的发展，国外、境外的黑社会有可能加快进行渗透。但大量事实证明，我国有组 织犯罪主要是土生土长的，他们在组织上保持了很强的独立性，有些犯罪组织是很难对 其进行渗透的。所以如此，与帮会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
帮会文化发轫于家族宗法文化。在我国，自西周宗法制确立以来，族长传统得到延续 ，父权制家族成为国家的基础。在家族中，族长是家庭成员行为、观念或思想的典范。 家族成员被教导必须对族长或长辈尊敬、畏惧、迁就、自抑。“孝”是父权制家族的基 本规范，它在家族成员的观念里培养出一种偶像，成为家族成员认同的根据，它反过来 又成为加强家族成员凝聚力的源泉。有些犯罪分子，就是利用这种家族宗法文化而建立 起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这种犯罪组织在犯罪成员结构上，以家族成员为核心骨干， 在犯罪运作和管理上，实行严格的家长制。核心成员之间感情与利益天然结合，家庭生 活与社会生活的价值自然认同，因而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人“作案父子兵， 犯罪亲兄弟”，犯罪能量极大。在我国有组织犯罪发生的初始阶段，家族型有组织犯罪 占相当大的比重。辽宁义县“三利一伟”犯罪集团就是这样一个犯罪组织，该犯罪组织 的32名主要犯罪成员都是由家族和亲属关系聚集起来的。他们持有各种枪支、刀具、车 辆等犯罪工具，集流氓、伤害、强奸、抢劫、盗窃、爆炸、贩毒等11种犯罪于一身，作 案220多起，横行乡里达10年之久。家族型犯罪组织犯罪能量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内 部矛盾少，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所以如此，在于组织者能通过祖训、族规、家约等一 整套家族文化观念，对族人进行约束，通过祭祀、崇拜祖先等封建迷信活动神化其血缘 关系，强化家族情绪，达到统一犯罪意志的目的。如果组织者与加害者有仇，他会巧妙 地激发组织成员的血族复仇意识，一方面以此强化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另一方面实施 更严重的报复犯罪，从而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帮会文化巧妙地把家族扩大化，从而使家族文化与帮会文化融为一体。办法就是搞异 姓结拜，歃血为盟。歃血，原指诸侯订盟，割耳为质，以血书约，并以血涂在口边，然 后宣读誓词的仪式。春秋战国时期，歃血盟誓的主体有两类，一是国家之间或统治阶级 内部派别的结盟；二是民间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盟誓。秦汉以后，由于确立了高 度集权的封建统治，歃血为盟的传统则完全沉积于下层社会，并与民众的反抗结合起来 。至明代，由于《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通俗小说，都竭力渲染异姓结拜、歃血为 盟，并将其与“侠义”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以致结拜、盟誓成为 一种社会风气，使很多人争相仿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各种秘密会党、帮会组织无一 不把歃血为盟作为形成和壮大自己组织的一种重要手段。1735年(乾隆59年)5月，台湾 郑光彩、陈旺等人结拜成立小刀会，共54人。会首郑光彩供称：“我与陈旺们口称，会 内的人都要齐心，如一人出事，众人协力相助，背盟之人，立死刀下。又各人将左手食 指用刀割破，滴血酒中分饮。约定各人置备小刀一把，用牛角做柄，随身携带，以为暗 号，又可做器械。”[7]岂止小刀会，历史上的很多帮会都是用这种办法起家的。他们 通过歃血为盟，把大家笼络为一个“大家庭”，鼓吹“入会皆兄弟”，由此形成一种虚 拟的血缘制度。这使加入帮会的人感到自己既有一个可以依赖的社会——江湖，又有一 个可以托付的家庭——帮会，因而死心踏地地跟着帮主干。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帮会内 部纵向的是师徒父子关系，横向的是兄弟平等关系。实际上，帮会中的“平等”是一种 表面现象，实际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帮主在会内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这种虚拟 的血缘制度在帮会的形成和发展中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各类帮主都是利用这种 制度来联系会员，扩大组织，巩固自己地位的。所以，虚拟的血缘制度，在帮会文化中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这种帮会文化被现代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全盘袭用，在我国有组织犯罪中占绝大比重 的地域型和联合型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几乎都是用这种办法建立起来的。如山西运 城“狼帮”犯罪组织的班底，就是一个由23个“拜把子”组成的兄弟会，连被其腐蚀拉 拢的公安司法干警都加入了他们兄弟的行列。广东番禺市以曾锦均为首的“九兄弟”帮 ，也是用这种办法成立起的一个犯罪组织。用虚拟血缘制度建立起来的犯罪组织，完全 是秘密帮会的变种，其行为模式无一不仿效帮会，如加入犯罪组织要饮血酒，排座次， 发标记，传授黑语手势，纹身，宣布“家规”。有的还对天宣誓，如某地“十里帮”的 誓词为：“五湖四海，入帮为兄弟。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怕刀枪剑戟，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坐牢杀头”等。在犯罪组织内部，一般都设立“帮 主”、“老大”、“堂主”等头衔。帮主对组织成员实行严格的控制，拥有很大的权力 。有些还在帮主之下设有“八大天王”、“四大金刚”或“打手”、散兵之类；有的犯 罪组织还设有“堂口”，实行分层控制，如上海的“天龙会”按五行设金、木、水、火 、土五堂，每堂的成员都按年龄大小排座次，服从正副堂主指挥，他们又都听命于“帮 主”的号令。[8]可见，在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形成发展中，帮会文化为其提供了适用 的组织发展形式和经营运作范本。由于帮会文化在中国已形成深厚的文化心理，有着比 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极易为犯罪者所接受和奉行，这是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之所在 。
帮会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个“义”字。根据刘平博士的研究，“义”之观念，就其 本意而言，从羊我声。凡从羊之字，皆有善义，故《诗经》中“宣昭义向”、“而秉义 顾”、“不义从式”等，皆作善字解。其后引申作“宣”解、“理”解及“道”解，大 约至战国时即成为人己关系中之一项德目。孟尝君收债于薛，尽焚债券，自称市“义” ，信陵君济人之困，史称“高义”。[9]秦汉以后，“义”的观念流行于民间，并逐渐 演变为帮会文化的
哲学思想。在帮会文化中，“义”是家族伦理规范中“孝”的观念的 延伸，除含信义、忠义等意思之外，主要表现为“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即“知遇之 恩，不可不报”是也。由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广泛流行，使“桃园结义”、 “梁山聚义”成为人尽皆知的故事。关羽“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义气，宋江“仗义疏 财”的品格，则成为所有帮会顶礼膜拜的对象。从“义”的社会价值取向看，它有正义 的一面，就是天理正义。所谓“替天行道”、“仗义疏财”、“劫富济贫”、“除暴安 良”，以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就是“天理正义”的经典表述。但“义”作为 一种行为准则或处世哲学，即“江湖义气”，却是一种流氓无产者的行为哲学。[10]由 于中国历史上的帮会，主要是一些盲流、无产者、侠客、江湖术士、地痞、流氓及市井 小儿组织起来的，这些人由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所决定，很容易把“义”作为自己安 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由于“义”所标榜的“为知己者死”、“为兄弟两肋插刀”，实质 上是为帮会的利益万死不辞，从根本上讲是为帮主的利益赴汤蹈火，所以，几乎所有的 帮主都将其作为帮会的行为准则。正因如此，“义”在帮会中是无处不在的，它既表现 为“虚”的思想观念，也表现为“实”的仪式和誓词等形式。在中国，帮会所以能存在 和发展，靠的就是这种帮会文化。天地会的帮主就经常讲，他们是靠“梁山的根本、桃 园的义气、瓦岗的威风”打天下的。“忠义”则是贯通这三者的核心，所以，说到底， 天地会是靠着“忠义”维系组织，并使其不断发展的。陈国屏认为，“道义”是使青帮 兴盛不衰的原因，“道义者，能扶危，能济困，可互惠，可援助是也。且有一种神秘功 用，以师生为父子之义，一系相传，大受无知识界中一般无亲无友无依无归分子之欢迎 ，爱之如珍宝，藉之为护符，不独可结许多亲友，而又得潜伏势力相助。故人都乐于进 帮。”[9](246)可见，“道义”或“忠义”在青帮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有组织犯罪同帮会一样，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游民阶层存在。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恰好就造就了这样一个阶层。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少数下 岗职工。由于市场经济加剧了竞争，竞争的结果，使一些经营管理不善、技术落后、资 金短缺的企业必然倒闭，造成大量职工下岗。他们中多数人通过有关方面的帮助和自己 的奋发努力，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有用之才。但也有少数人，既无一 技之才，又不愿流汗出力，因而成为社会上的游手好闲者。二是少数进城淘金的农民。 城乡差距的拉大，吸引了大批农民拥向城市经商、务工，造成城市人满为患的压力。应 该说，多数进城农民能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怕出力流汗，用辛勤的劳动既增加了个人收 入，亦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但他们中的少数人在城市一再受挫，梦想并未成真，心 理落差极大，一种无形的力量将其推向“边缘”，不自觉地成为游手好闲者的一部分。 这两部分人组成的游民阶层，生活上不安定，经济上无保障，因而急需要各方面的帮助 ，更迫切需要能给予精神鼓励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 反动的勾当。”因此，帮会文化所标榜的“仗义疏财，济危扶困”，与他们一拍即合； 帮会文化所倡导的“兄弟情义胜过一切”，使他们想起来就兴奋。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 将信奉“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加入犯罪组织的条件，他们不仅乐于接受，而且有 点义无反顾。很多人加入犯罪组织，宣誓要“生为组织人，死为组织鬼，愿为组织和首 领效忠到底”，就是明证。大量事实证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都把帮会文化的伦理核 心“江湖义气”，作为犯罪组织和犯罪成员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可以说，正是帮会文 化的“义气”观，把游民阶层聚合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使其成为滋生有组织犯罪 的最重要的文化土壤。在中国，凡是有影响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都要通过灌输和树 立榜样等形式，使犯罪成员坚信“自古英雄，其义一也”，从而把帮会文化的“义气” 观变为犯罪组织及其成员的一种信仰。犯罪组织的头目深知“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 只要犯罪分子树立起这种信仰，就不仅会缓解或减少其犯罪的恐惧心理，而且会强化其 犯罪动机，增强其犯罪能量，促进其犯罪事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帮会文化为黑社会 性质犯罪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精神动力，这是我国有组织犯罪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三、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有三个：一是组织上的严密性，二是经济上的贪婪 性，三是共同犯罪手段的兼备性。这些特征同样与帮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中国历史上的帮会，都是地下秘密组织，因而都有很鲜明的组织性特征。洪帮开始是 由一些反清复明人士创建的“汉留”组织，其组织名称很多，在国内主要有“三合会” 、“天地会”、“红灯照”、“哥老会”等。加入组织要举行仪式，叫做“开香堂”， 一定要上过香、拜过祖，才算正式入会。“洪帮”的组织严密，帮内等级分明，且有严 格的规章21则、10禁、18律和汉戒10条等等。其10大帮规为：不准泄漏帮务，不准同帮 相残，不准私自开差，不准违反帮规，不准引进匪人，不准戏同帮妇女，不准扒灰倒笼 ，不准吞没水头，不准违抗调遣，进帮不准出帮。青帮是一个家长式的帮会组织，帮内 兄弟、师徒之间的关系很严格，他们的口号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 ，兄弟如手足”。帮内组织像一座金字塔，高居塔顶的是当时辈分最高的老太爷，以下 分辈各有首领，组织成员在帮内的地位除了受辈分的制约，还与其社会地位有关。青帮 组织设三堂六部。三堂为翁佑堂、钱保堂、潘安堂；六部为引见部，传道部，堂布部， 用印部，司礼部，监察部。青帮的帮规更加完备，有10大帮规、10禁、10戒等等。其10 大帮规为：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扰乱帮规，不准泄露秘密，不准扒灰倒 笼，不准引水带线，不准奸盗邪恶，必须有福同享，必须有难同当，必须遵守仁义礼智 信，等等。
共3页: 2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