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1)(3)
2015-04-04 02:33
导读：黑社会性质犯罪完全承袭了帮会文化的这一套做法，对犯罪组织的经营可谓煞费苦心 。一般来讲，他们都同帮会一样有自己的组织名称，而且为了体现自
黑社会性质犯罪完全承袭了帮会文化的这一套做法，对犯罪组织的经营可谓煞费苦心 。一般来讲，他们都同帮会一样有自己的组织名称，而且为了体现自己的特点，有的以 野兽和飞禽的名字命名，如上海的“天龙帮”、深圳的“飞鹰帮”、运城的“狼帮”和 济阳的“黑豹”集团等；有的以某种武器命名，如“大刀帮”、“斧头帮”、“洋枪队 ”等；还有的以地方或企业公司的名字命名，如“吉安帮”、“福清帮”、“海欧托运 部”等；也有的以古人的名字命名，如“十三太保”、“拼命三郎”，等等。这些名称 ，多数表明了其凶恶、霸道、目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性质。在犯罪组织成员上，他们 虽然没有像洪帮、青帮那样大的规模，但也少则数人、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 其主要组织成员一般都是职业犯罪分子，多数是惯犯，因而比较稳定，且分工有序，形 成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一般是金字塔型。上层是首领层，负责犯罪策划，一 般不直接参加具体的犯罪活动；中层是指挥层，由犯罪组织的骨干组成，直接指挥犯罪 活动；下层是执行层，由一般犯罪成员组成，按组织头目的要求，进行具体的犯罪活动 。为了有效地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保证组织稳定和团结，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都制定 有严格的纪律，并有专人负责执行。如兰州的“丐帮”就严格规定：不准卖水(向警方 检举)，不准叛帮，不准独吞，不准犯上等等。他们大力强化其组织性，改变了传统的 犯罪方式，有效地提高了犯罪能量，扩大了犯罪规模，满足了组织成员的畸形心理需求 ，且有利于犯罪组织的自我保护。
历史上的帮会之所以长期聚而散，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帮会文化的历史，实 际上就是一部帮会头目争权夺利的历史。每个帮会头目都清楚，对他们来讲，有徒就有 势，势大财就多。解放前30至40年代是青帮的昌盛时期，也是其头目黄金荣大发横财的 时期，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不断扩大家产，还不忘借扩建花园、过生日之机，公开向 门徒敲竹杠，可谓日进斗金。洪帮中“栖霞山”、“太华山”的两山寨主杨庆山，将其 门徒广泛安插于汉口轮船、码头，使长江各口岸、水面和陆地成为他的一统天下，无时 不干着广泛敛财的勾当。在青、洪帮中，靠参加组织大发横财的可谓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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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在经济上的贪婪性，与帮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追求经济利 益作为组建犯罪组织的根本目的。其表现：一是疯狂进行侵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 织的犯罪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但以侵财犯罪为主，其中包括盗窃、抢劫、杀人、诈骗、 敲诈勒索等犯罪。据统计，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盗窃、抢劫等侵财犯罪占70%以上。 为了快速获取大量钱财，有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连续实施绑架犯罪，勒索金额越来越 大，在有些省已普遍高达十余万元、数十万元，有的甚至高达一两百万元；二是大肆提 供非法商品和服务。黑社会性质犯罪为了追求犯罪效益，往往以“合法”的企业、公司 作掩护，大肆提供利润丰厚的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如走私军火、汽车、香烟，制造、 贩卖、运输毒品，组织赌博、卖淫、拐卖人口，组织偷渡，代为索讨高利贷，居间调解 经济纠纷，强求取消借款(赖账)等。他们通过向社会提供非法商品和服务，聚敛钱财， 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加速积累犯罪资本，为进一步扩大犯罪规模，更严重地危害 社会奠定基础。三是一贯画地为牢，实行垄断经营。黑社会性质犯罪为了追求利益最大 化，从其产生那天起，就非常重视画地为牢，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如被警方摧毁的贵 阳八大犯罪集团，将贵阳按地片瓜分，各霸一方，任何人不得侵犯。山东菏泽的“帝王 敢死队”，成立之初就将全市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以一 定的地段和区域为基础，把触角伸向一个或多个行业。他们欺行霸市，垄断集贸市场、 建筑工地、沙石场、车站码头等，用统一抬高价格的手法，坐收渔利。他们还在自己的 “地盘”内，向商家强收“保护费”，要求提供“捐款”和“赞助费”等，群众敢怒不 敢言。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则涉足公共场所、娱乐行业，开设酒吧、迪吧、桑拿按 摩场所，并以此为掩护，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以获取暴利。其犯罪行为严重地破坏 了当地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黑社会性质犯罪经济贪婪 性的特征，说明它是犯罪从“手工”阶段进到“产业”阶段而产生的现象。所以，美国 学者认为，这种犯罪组织是“旨在通过非法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商业企业” 。[11]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帮会既然是一种组织，它的行为就必然是一种组织行为、共同行为。洪帮和青帮在历 史上都发动过多次起义和叛乱，这种行为就更是一种集体的共同行为。这两个帮会的后 期，都演变为严重危害社会的恶势力，他们在各地称王称霸，为非作歹，包赌、包娼、 包鸦片、诈骗、绑票、杀人越货，其中无一不是共同的犯罪行为。各种帮会一般都拥有 自己的武装，非常重视用暴力扩充自己的势力，显示自己的威风，这是他们与政府抗衡 ，从事非法活动的资本。就是对内，他们也不忘使用暴力。洪帮对违犯帮规者的处罚充 满了浓重的血腥气，其中有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溺死；轻刑：三刀六 眼或40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等等。青帮对违规者的处罚亦很严厉，只要老太爷“ 赐死”，绝对活不了，叫谁半夜死，谁也活不到天明。帮会组织一方面用暴力打天下， 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寻找靠山。国民党统治时期，青帮的大小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 军阀相勾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就是明证。青帮中的几个重要头目，如黄金荣、杜月 笙等，还直接投身蒋介石的怀抱，在1927年参与了镇压共产党人的“4.12”反革命大屠 杀。青帮在这次共同犯罪中，其暴力手段与投靠权势是合二为一的。而在一般情况下， 帮会两种手段兼备，各有各的用场，却能达到殊途同归的目的。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与帮会相比，只不过其组织性更具现代性，共同行为的目的性更 明确罢了，所以，从组织头目到成员都知道他们的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这是它比一般 犯罪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一个原因。湖北张君黑社会犯罪组织，从1993年4月至2 000年9月，先后实施抢劫、故意杀人22次，致使28人死亡、20人重伤，抢劫财物计600 多万元，是典型的共同犯罪。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纠集一些劣迹斑斑的不法 分子，购买私藏枪支弹药，滥杀无辜，武力抢拆房地产、暴敛钱财，达到极其残忍的程 度，也是典型的共同犯罪。为了使这种犯罪更有成效，更好地维护犯罪组织的根本利益 ，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一般都多种手段兼备。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所使用 的手段，与帮会相比，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却是相通的。笔者认为，有组 织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使用的基本手段，可以概括为硬手段和软手段两种。所谓硬手段， 就是暴力手段，它是有组织犯罪起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保障。所谓软手段，就是腐蚀 拉拢的手段，它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资本投入。硬、软两种手段交替使用，形成有 组织犯罪的支撑力量。其暴力手段的使用，同样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它是 一种犯罪手段，通常采用武力威胁、恫吓、殴打、凶杀、伤害、爆炸等手段，达到犯罪 目的。他们的经济实力，就是依靠这种暴力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内，它是一种维持组织 内部秩序和纪律的手段。对有组织犯罪来讲，“暴力成为加入犯罪组织的必要条件，是 组织内部拥有权势的个人资本。因此，权力的分配标准是使用暴力的能力；与国家司法 机关抗衡取胜的能力；为其实权人物所承认的能力；使人敬畏，并得到下属拥护的能力 。”[8](96)另一方面，如果组织内部有人违犯了帮规和纪律，将视具体情况毫不留情 地对其施加暴力，或抽鞭子，或断指，或处死，直至杀死其全家。他们的内部秩序和凝 聚力，就是依靠这种暴力来维系的。可以说，暴力手段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命根子 。有组织犯罪的腐蚀拉拢手段，主要用于国家公职人员。就是利用贿赂建立保护伞，以 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他们认为，贿赂是具有价值的投资，虽属额外开支，却有利于事 业的发展。随着有组织犯罪与公职人员腐败现象的联姻，相互利用，密切合作，犯罪组 织的安全性进一步增强，犯罪活动更加猖獗，社会危害就更加严重。有组织犯罪实施共 同犯罪手段兼备性的特征说明，他们是一种以暴力为盈利资本的犯罪组织，凭借多种手 段，以恶打天下，因而社会危害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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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帮会文化与有组织犯罪本质特征的内在联系可知，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同帮会文化在 精神气质上是天然相通的，有组织犯罪完全是帮会组织形式、功利价值和行为方式在新 形势下的翻版，就其实质而言，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了的帮会。所以，凡是黑社会 性质犯罪组织，没有一个不是从帮会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并将其作为行为依托的。有 组织犯罪确实是帮会文化哺育出来的一个毒瘤。因此，彻底批判帮会文化，弄清其社会 危害，肃清其流毒，并切实加强先进文化建设，进行有效的文化控制，乃是扼制有组织 犯罪的根本之策。这是很艰难的，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但必须切实做下去。只要方向 正确，措施有力，做出成效是肯定无疑的。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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