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听证程序初探(1)网

　  摘　要：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批捕环节的运作并无具体程序可遵循，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遭漠视，批捕权未得到有效规制，因而是不公正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建立批捕事前监督程序———听证程序的设想，论证了其对于建立公正、高效的批捕制度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

　　关键词：批捕；听证程序；程序参与权；诉讼效率（效益）

　　
　　一

　　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羁押、看管，暂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1997年后，取消了收容审查，将原逮捕的证明要求“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从而大大放宽了逮捕的条件。正如谷口安平所说的，“司法在政治及社会体系中占有的是一种可称为‘平衡器’的特殊位置，或者说，司法作为维持政治及社会体系的一个基本支点，发挥着正统性的再生产功能。”[1]逮捕制度在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防止其互相串供、毁灭证据、伪造证据，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方面具有不容质疑的积极作用。但是，“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2]逮捕虽然在性质、目的等方面都不同于刑罚，但其在给犯罪嫌疑人设定诉讼权利义务的同时，也触及了他们的实体人身自由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逮捕也具有上述特点。因为错捕不仅使无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遭践踏，从国家方面来说，还要按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赔偿。更重要的是，错捕率的攀升会危及司法之权威。因此，对批捕程序应进行理性设计，努力寻求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与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之最佳结合点，做到既不放纵犯罪，也不冤枉无辜。在国外，一般奉行“逮捕前置主义”，即实行逮捕与羁押相分离的制度，逮捕并不意味着羁押，一般由法院直接签发令状，并不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逮捕后，若需要较长时间羁押，必须由法官另行审查，并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作出是否羁押的决定。而在我国，实行捕押合一制，逮捕即意味着羁押，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侦查机关移送批捕的案件进行单方书面审查，并无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规范。这成为司法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的诱因。一方面，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包括审查是否符合逮捕的实体条件和逮捕之前的侦查活动是否符合刑事程序法的规定，这是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人民检察院单凭审阅卷宗，而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意见，难以发现侦查人员是否有不依程序要求进行讯问、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否有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行为，[3]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患有严重疾病、怀孕、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等不应批捕的情形。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以批捕为主要内容的侦查事中监督不具有现实性，”[4]也是不无道理的。另一方面，批捕权虽然是一种侦查监督权，但由于其也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危险，权力的行使在遇到界限时方才休止，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批捕权也莫能例外。但是，在我国，仅有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之制约规定，即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而并没有对人民检察院错误批捕的制约程序。在失去程序规制的背景下，人民检察院为达到充分举证、指控犯罪之目的，有可能“使批捕权滥化为一种功利主义驱使之下，不惜践踏人权的十分危险的法外特权。”[5]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以捕代侦”等不该批捕而批捕的现象印证了这一点。

　　由上述可见，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批捕环节运作大大贬损了刑事诉讼通过程序量化、分散、规范司法权之制度设计机理，同时淡漠了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更不用说申辩权、质证权等能与批捕权抗衡的其它一系列诉讼权利，诱发了司法实践中诸多问题的产生。基于此，引发了笔者对在批捕环节设立听证程序的思考。

共2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