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精确制导(1)网(3)
2015-06-03 01:35
导读：总之，在兼顾评价科学性和操作简便性的前提下，采取分析社会现象的“五级归纳法”，通过如下两个层面的选择评价，并用一定积分来表示评价结果，实
总之，在兼顾评价科学性和操作简便性的前提下，采取分析社会现象的“五级归纳法”，通过如下两个层面的选择评价，并用一定积分来表示评价结果，实现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接，便能将特定量刑情节所体现的罪责程度相对精确地计算出来。具体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如下：
第一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不同的其它相关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第二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表现情况”。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相同的其它量刑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分别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
最后，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和“具体表现情况”评价所得的积分相加，便是该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可见，量刑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这两个因素，是以交叉的方式共同决定一个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的，从而揭开特定量刑情节影响处罚轻重的神秘面纱，使其“庐山真面目”显露出来。量刑情节“整体积分”的参数列表如下：
要特别指出的是，量刑情节理性评价“公差系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以便从整体上校正可能发生的刑罚打击误差。而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将受到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适时调整“公差系数”也应在情理之中。至于以5为公差系数是否恰当，理论上对此还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进而对其加以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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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
因为减轻处罚情节属于“特别重要”的情节，勿须再对其进行“重要性程度”评价，只要根据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五级评价，在有限制的减轻处罚空间范围内分别减轻1/5、2/5、3/5、4/5或者5/5(直到底线)的刑罚，便可表明该情节对罪责程度的影响，(注：在这种场合，刑罚程度又是衡量罪责程度的标准。)从而达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的。鉴于减轻处罚是在从轻处罚空间的下限以下适用刑罚，所以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应当超过100个从轻处罚积分，其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减轻处罚空间刻度×x/5(即减轻处罚情节理性评价积分)+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既然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包括了从轻处罚空间刻度，那么从轻情节积分事实上已经被减轻处罚情节积分所吸收了，所以，凡是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其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均不再计入积分总量，也不可用之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
3.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前提和积分量
免除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在犯罪人没有任何从重处罚情节，或者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场合，适用免除处罚情节的结果，必定是对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免除其刑罚处罚，所以不存在情节积分问题。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免除处罚情节，就需要用免除处罚情节积分去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量刑的公正性。那么1个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量应当以多少为恰当呢?笔者以为，应当以101分为恰当(即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1个空间刻度)，因为在犯罪人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只有再加1个空间刻度才能体现免除处罚的要求。
4.多情节“逆向竞合”的解决方案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所谓多情节逆向竞合，是指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参与非法拘禁他人且致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款之规定，其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如果行为人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又在“犯罪后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前者是“法定应当”从重处罚情节，后者是“法定应当”从宽处罚情节，这就等于刑法同时向法官下达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即既要对犯罪分子从重处罚，又要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不适用其中任何一种量刑情节都是违法的，于是办案人员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应当怎样计算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笔者认为，除了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外，再也找不出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并非是用一个从重处罚情节去抵消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因为两者的理性评价积分通常是不相等的)，而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最后剩下的只能是或重或轻的积分，它便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
(四)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之所在
由于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具体案件和犯罪时间、地点对它们进行翔实描述并配置相应的刑罚，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并使之用于规范量刑活动，也难免失之偏颇。量刑科学的任务在于提供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法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至于某个量刑情节对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的影响力，只能由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联系特定案情、发案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治安形势等情况作出正确判断。由于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和行为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是客观存在的，法官只能依法据实认定，不可主观臆断，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限于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这种权力应当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因而有学者主张，“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应落实到法官独立行使职权”[17]。马克思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于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8]量刑精确制导不但不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只能在尊重这种权力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因此，有的地方法院在量刑改革中制定了抽象的“量刑规范”，硬性为各种量刑情节匹配具体刑罚，要求本地法官在量刑时遵照执行[19]。有学者甚至主张由法院或者法官在罪状与法定刑之间规定若干“具体事实”并配置相应的“具体刑罚”，以此来规范量刑活动[20]，这岂不是向18世纪末法国曾经实行过但不久即被废除的“绝对确定刑”倒退吗[21]?其本质在于剥夺法官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权，难免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之嫌。更值得质疑的是，制定这种绝对确定刑的权力究竟属于谁?它符合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吗?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理性评价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既是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职业素养的严峻挑战，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专业才华的平台。由于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他们对于某种事实情况是否属于量刑情节，有无证据来支持某个量刑情节的成立，以及怎样正确评价某个量刑情节等问题，通常会产生一些分歧，从而使法庭质证和法庭辩论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如果控辩双方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还不能就某个量刑情节的评价达成一致，最后则由法官作出裁决。法官应当就采信什么和不采信什么进行公开阐明和严谨论证，于是量刑的透明性和充分说理性便在(而且只能在)诉讼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控、辩、审三方究竟哪一方对量刑情节的评价比较公允，旁听群众自有评说，在舆论监督的强大压力下，谁也不敢在庄严的法庭上胡言乱语，这就使法庭真正成为讲道理的地方，从而将量刑摊在“阳光”之下，有效地防止“权”、“情”介入诉讼的暗箱操作。如果控辩一方或者双方认为法官对某种量刑情节在认定或评价上有所不当，以致影响量刑公正的话，还可以依法提出抗诉或者上诉，从程序上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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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赵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