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生命权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期待利益损失(2)

其没有效益之处在于将侵权行为的间接损害后果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其实质是将应由侵权人承担的侵权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等于是由社会来承担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无疑降低了加害人的侵权成本，将可能诱导潜在的加害人降低防御支出，从而增加了侵权发生的几率，而侵权发生几率的增加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侵权成本的增加，因此《解释》第28条的规定让社会承担了私人的侵权成本却没有降低侵权发生的几率，其分配成本的方法是没有效益的。

其不可操作之处在于忽略了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现实。假如受害人父母属于尚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地区的农村人，在侵权赔偿诉讼终结后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那么其赡养问题将如何解决？

笔者认为，出现前述问题的原因在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的规定将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纳入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之中，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三、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的赔偿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赔偿项目；

笔者认为受害人父母赡养费损失与其他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之间至少存在如下差异[4]：

从范围上看，前者的范围大于后者；在侵权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间接受害人大致包括受害人的父母和其他由受害人抚养的被抚养人，其中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可以是可得利益损失、也可能是可期待利益损失，而其他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仅限于可得利益损失。由于《解释》第17条、第28条没有区分赡养费损失和被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因此使受害人父母丧失了获得可期待赡养费损失的机会。

从性质上看，前者属于期待权损失或者既得权损失，后者仅限于既得权损失；

如果侵权发生时父母已经满足第28条规定的条件，则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依照《解释》第17条的规定可以获得赔偿；

如果侵权发生时父母未满足第28条规定的条件,则受害人父母的赡养费损失是一种可期待利益损失，侵权行为侵犯了父母对赡养费期待权。

所谓期待权（Expectant Right）——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权利，该权利尚未确定，是一项取决于现有条件继续存在直到将来特定事件发生的权利[5]。按照王轶的观点，期待权的类型应包括（1）附条件或附期限的民事权利；（2）履行期尚未届至的债权；（3）采登记要件的物权让与（或设定）尚未办理登记时，受让人的法律地位（4）时效取得占有人在时效届满前的法律地位[6]。

父母对赡养费的请求权属于一种基于父母身份和《婚姻法》的规定而附条件的民事权利[7]，属于期待权的一种，是否既得取决于父母是否丧失劳动能力或发生生活困难[8]。

由于在侵权致人死亡案件中，父母赡养费的损失与其他抚养人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失存在范围和性质上的差异，笔者认为，有必要将父母的赡养费赔偿从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项目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赔偿项目进行赔偿[9]。

四、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对受害人父母赡养费的赔偿不以父母是否丧失劳动能力作为条件，其计算期间是从受害人有赡养能力开始计算（考虑到被害人受教育及服兵役的时间，实际从受害人24岁开始计算），推算致父母65岁为止；计算基数为200元新台币；采用霍夫曼计算法，扣减利息。从计算期间来看，台湾地区的实践显然是考虑到赡养费乃亲属法上的义务，不以父母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为条件[9]。

此外，按照《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的规定[10]：如果死者在被害当时，根据法律对第三人有抚养义务或者有可能负抚养义务的关系，而第三人因死者被害致死而被剥夺其受抚养的权利的，赔偿义务人应当向第三人支付定期金作为损害赔偿，如同死者在其可能生存期间内有义务提供抚养一样。显然，这条规定中的“有可能负抚养义务的关系”就包括了期待的抚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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