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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1)

2016-04-20 01:05      谈谈阿隆（Raymond Aron，一九○五——一九八三年）这个人，是我早就有过的愿望。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英国思想家伯林（Iasiah Berlin）去世后，有朋友来电话告诉我，一些街头小报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气里透出愉快。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死了，而是从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种思想立场的影响。我因此想到一九八三年阿隆的谢世。那时阿隆在巴黎高师的同窗萨特的大名刚传人中国不久，他那种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义，以及怪味豆一样的左倾立场，在青年人和知识界中颇有影响。不过若问到阿隆，十个人中间恐怕会有十个人说：“阿隆是谁？”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人影响世界的方式并不是以阿隆之辈为代表的。

　　法兰西文化很易于培养出一些专事理想主义批判的种群，因此招来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还得加上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不断指责法国文人的轻狂，而把他们中间那些主要以镇定文化为己任的人忘掉。据说自步入近世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大多是些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青年时代在巴黎靠读《人道报》培训出来的波尔布特）。不过面对着这样多的不信任，法国人至少有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奇迹的。法国人太喜欢嘴皮子上热闹（用阿隆的话说，是“巴黎人需要冲突”），因此他们热爱自由的精神似乎弥补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许这种原因深植于法兰西式自由主义文化的深层，它看上去不那么制度化，过于本土化，所以经外人一学，很可能落个南橘北枳的尴尬。而在法国，虽然各派激进思想经常大行其道，却从来没有让它的制度伤筋动骨。即使我们把短暂的热月和波拿巴时代都算在内，它也的确从未陷入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极权主义陷阱”，而是一直保持着基本的自由制度。就拿二十世纪来说，法国有许多激进的思想立场可供人选择，他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柏格森主义，战后受希特勒德国的影响，沾染上一些种族主义倾向，不久后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励成为一名抵抗战士，战后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进步阵营”，再过一阵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终于归顺了哈耶克的朝圣山协会——尽管这看起来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见出法国社会容纳各种异见的张力，它使一个人有机会做这种颠三倒四的选择。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热衷于主义之争的气氛，使阿隆这样的人在法国总感到有些“身处边缘”。他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和冲击力上，自然也迥然相异：一方面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贯的体系，不敢言之凿凿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在信念问题上则更为果断，喜欢做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判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同它比较起来，另一方看上去不那么关心个人的灵魂，它所着力的，是如何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让每个人有选择自我拯救或无须拯救的权利，同时又要防范这种选择被集体化之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早在二十年代末同萨特互以“小同学”相称时，阿隆就发现自己和萨特的差异，他说：“我羡慕萨特的自信，在内心深处我认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虑都是有道理的。”而萨特给他的评语则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最需要“宣传”的时刻，他依然能“保持这种不带情绪的客观”。受早年在德国研习韦伯的影响，他便认定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总体系，在这段学习的产物《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他对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明确表现出怀疑。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

　　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它虽然“胸怀为全人类而思考的宏愿，却无视甚至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产生的种种罪恶，要害尚不在于大规模的杀戮（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从未间断），而是在于集体暴行有了各种历史“正义”的神话为它撑腰。阿隆自称最令他满意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九五五年），目的便在于对那些心智健全的人为何一遇到苏联或共产主义问题便产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释（阿隆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略带夸张地称这本书“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因为他看到，在一个泛意识形态化的环境里，人们会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莫名其妙地放弃对集体行为独立的价值评判权。他们的常识，他们对日常善恶的判断力，只要一遇到历史的必然性和代表这种必然性的集体意志，就可以心甘情愿地宣告失效。相信亩产十万斤，用土法炼钢可以赶超英美，这样的集体无理性，不惟五六十年代的我们所独有。就像阿隆所说，正是由于意识形态这种“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毒害，竟然可以使法国一些最为杰出的才智之士失去判断力。为了反对西方资本家的统治，他可以利用各种统计数字“非常科学地”论证，不但苏联的经济甚至苏联老百姓的消费水平，都将在短短几年里超过西欧。更有甚者，在阿隆看来，有些通达事理的知识分子放弃常识，往往不是因为无知或盲从，而是为了显示自己不在乎极权制和集中营的心态。像萨特一类人为了一时的名声，热衷于以革命言辞炫耀于世人，对于在“良好动机”的掩饰下犯下的种种恶行，也可以表现自己的宽容大度，其根由正是因为有“革命的辩证法”这样一种不明言的预设。因此，一个民族在追求这样的超越时所经历的痛苦，可以在萨特的那种“集体行动的辩证法” 中被消解掉：反叛是集体自由的手段，自有人类以来便有恐怖，它是保证群体的统一性和集体行动能力的必要前提。因此按照萨特的观点，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只能是官僚主义、恐怖和个人崇拜不可分割的聚合体”。而在阿隆的眼里，为了帮助身边的弱者，便对斯大林的制度保持沉默，却起劲地揭露法国的资本主义统治，这也未免过于缺乏知识上的诚实。毕竟，奥茨维辛就是奥茨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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