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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2)

2016-04-22 01:00 中国合作经济思想来源有三：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传入的经典的合作经济思想。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经济思想；三是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在总结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不同时期的合作经济思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非常重视合作运动，提出了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促革命、促解放的正确思想。早在1927年3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贬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主张。对生产合作的形式，他主张多种形式。其“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及坚持发展多种形式的生产、消费和信用等合作社的思想，在后来的《共同纲领》得到更加完整、确切的表述：“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快组织消费合作社。”在革命胜利后，由于受斯大林错误合作经济理论的影响，在逐渐只重视生产领域的合作社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人民公社理论，使合作社，特别使农业合作社走入了歧途。
马克思们的这些经典合作经济思想，其最大的特点和缺陷就是赋予了合作经济组织太多、太大的政治任务和目标，并将其作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宏大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基于这样的特点和缺陷，他们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组织原则和形式关注不够、研究不深，从而使背负超越合作经济组织自身功能的组织发展不堪重负而失去其发展的基础。
（二）合作社与合作组织立法的历史实践
在对合作经济与合作社的思想进行归结后，我们有理由将视角转向更为丰富多彩的合作经济思想与合作社的具体实践。一些经典的实践将会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32]
1．西方国家合作社与合作组织立法的历史实践
西方合作组织起源于何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33] 自欧文1817年在英国开始宣传“统一合作社新村”，进行合作社运动到1844年10月前，合作社经历了由产生——发展——高潮——低潮的阶段。至1844年10月，在欧文的学生胡瓦斯和柯柏尔协助下，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 Sociaty of Equitalle Pioneers）诞生，才真正宣告一种制度化的经济组织——现代合作社的产生。[34] 平等先锋社主要经营乳酷、白糖、蜡烛等商品，每天营业2小时，由28位发起人轮流担任售货员。到20世纪30年代，成员发展到4万多人，有了自己的合作大厦、工厂、屠宰场及上百个分店，获得了巨大成功。在此推动下，英国合作商店大大兴起，1851年达130个，1881年超过1000个。1863年英格兰合作商店联合在曼彻斯特成立英格兰批发合作社，1866年英格兰在格拉斯哥成立苏格兰批发合作社。从此，推动英国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35] 平等先锋社的成功得益于其营业中贯彻的原则，[36] 该社最早制定的办社原则后来被誉为“罗奇代尔原则”，成为国际合作制度的经典原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合作制原则的源头，为后来的国际合作运动奠定了坚定的基础。[37] 英国不仅是合作社的发源地，也是第一个制定合作社法律的国家。在罗奇代尔平等先锋消费合作社创立第八年的1852年，英国就制定了《工业和储蓄互助社团法案》，同年奥地利颁布了《信用合作社法》。英国合作社法与罗奇代尔原则一样对其它国家的合作社立法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法国亦是农业合作社有悠久历史的国家。1848年，就有170多个农业合作社，1867年出现了全国性法国农业公司，1883年成立第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供销合作社，1886年创立了农业工会中央联盟。二战后，特别是近20年，法国农业合作组织规模和内容均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法国目前有13000多个农业服务合作社，4000多个合作社企业，90%农场主都是农业合作社成员。合作社由单一走向农、工、商综合，由地区联盟走向全国性合作社集团。法国合作社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商业法典和与商法配套的各种合作社法律中，俗称法国模式（或拉丁式）。
德国第一个由农民和贫民联合组以互济有无或共同向外贷款的合作社是1862年前后成立的信用合作社。农民合作社运动则起源于1876-1877年。此时，普鲁士国通过了《关于经营和经济合作社私法地位法》（1867年）。1871年，德国统一后成为全德意志帝国的法律，该法先后经历数十次修改，但基本框架仍保持不变。德国现行合作社法适用所有类型的合作社，包括农业、信贷、供销、生产、消费、住房合作社等。
美国合作社最早可溯及1810年在康涅狄格州农场主组织成立的加工和销售的农业合作社，也称农场主合作社。1824年欧文和他的学生进行了“新和谐公社”的实验，美国农业合作社至今也已有190多年历史，其规范农业合作社的基本法是1922年《卡帕—沃尔斯坦德法案》和1926年合作社销售法案。除此之外，美国还包括：联邦收入税法、证券法、反托拉斯法、信贷法等法中涉及合作社的条款；联邦农业信贷法等专业合作社法；各州的农业合作社法；[38] 法院在审判涉及合作社案件时形成的判例。由此看出，美国没有统一的合作社法。
日本是发展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其提供综合性服务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做得很成功。其源头可追溯到1897年的农会和1900年的产业组合，农协的直接前身为1943年战时统制经济时期的农业会。它可以根据社员需要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日本现有2500多个综合农协、3515多个专业农协，全国100%的农民及部分地区非农民参加了农协，现有正式会员546万人，准会员350万人。日本是亚洲第一个颁布合作社法的国家。先后于1900、1943、1947年颁布过三部有关农业合作社的法，现行的1947年农协法先后修改过19次，已成熟和稳定下来。日本采取的是对各种合作社立法形式进行综合运用的混合模式。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从世界各地农民合作社与相关立法的实践来看，其共同的特点有：形式多样，纯粹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较少；履行功能趋于是多样化、综合化；严格遵循合作社的原则；有相关法律作为保障；政府在政策、财政上给予优惠和资助，进行教育和技术上的帮助，并对合作社活动进行必要的限制和干预。[39] 这里，我们还会看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合作经济运动，特别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第一，合作组织的原则不断地被修改、发展和完善，各国均灵活地对经典原则加以运用；第二，“一人一票”的合作民主已不是唯一模式。按交易量表决，按资金、技术数量和质量表决在一些合作组织中不断兴起；第三，资本报酬分配制度已发生变化，其制度的决定权有向合作组织成员大会或董事会决定转移的趋势，使资本分配原则发生变化；第四，退社自由原则有受到一定程度限制的趋势；第五，重合作组织内民主管理，轻市场导向的传统管理原则受到来自市场的严重挑战；第六，与传统合作组织基本原则不一致的合作经济组织模式不断涌现。
2．我国合作社与合作组织立法的历史实践
在西方合作组织实践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发展后的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想和理论通过学校教育和书刊等媒体在中国开始传播。五四运动后，合作经济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朱进之通过《东方杂志》、《新教育杂志》等刊物积极宣传合作思想。徐沧水从日本学习研究合作经济后也介绍和倡导合作经济。系统介绍合作经济思想，被称为中国合作导师的西方合作理论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是薛仙舟先生（1878-1927），1910年他从美、德、英留学回国后到复旦公校教书，积极传播合作经济理论，培养相关人才，其《中国合作化方案》一文，提出了“合作共和”的设想。中国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是在北京大学胡钧指导下，由其学生于1918年8月创办的消费公社，1919年薛仙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合作银行。1922年广东省成立了汕头米业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在李立三、易礼容和毛泽东等人筹建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安源路矿合作社，此后，合作经济组织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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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经济的思想，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均十分重视合作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运行中、在建设早期严重地违背了合作社的原则，将合作社的目标异化成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和工具。改革开放后，我国合作经济走向健康发展的新轨道。我国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在经历由互助组初级合作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后处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40] 合作制经济，特别是将合作制与股份制结合的股份合作制，成为我国合作制从经典走向现代的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也体现了当今世界各国合作经济运动的新发展。中国农民的创造性使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组织模式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了如山东“莱阳模式”、河北“邯郸模式”和广东“横岗模式”等，但很难找到一个符合国际合作组织基本原则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立法实践上，我国还没有统一的合作社法，没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等规范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专门法。法律的缺失，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性受到破坏，缺乏约束和保障。长此下去将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将严重损害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
3．国际社会合作社与合作组织立法的历史实践
发端于英国的现代合作运动在迅速传入西欧、北欧、北美、东欧、斯拉夫国家后，往东进入了日本，传入了中国，往南传入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国家，自1850年到20世纪，世界主要工业国及其殖民地的合作运动不断高涨。1895年8月在英国伦敦，世界各国合作运动实践家们基于发展合作社、开展相关国际合作的目的成立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简称ICA）。ICA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性社会经济组织。它团结、代表并服务于全世界的合作社，并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中享有第一咨询地位的41个机构之一。[41] 1934年ICA确立了四大纲领，1937年ICA把合作社原则归纳于11条，并命名为“罗奇代尔原则”，1966年第2届代表大会将其修订为6条，1995年又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ICA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自愿与开放原则、社员民主控制原则、社员经济参与原则、自治和独立原则、提供教育培训与信息原则、合作社间的合作原则和关心社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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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简称ILO）是1919年根据《凡尔赛和约》成立的国际联盟附属机构，1946年12月14日，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ILO于2002年6月20日在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了《合作社促进建议书》（Promotion of cooperatives Recommendation, 2002）,向世界各国政府系统提出了发挥和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政策与立法建议，其核心是建议政府给合作社提供一个支持性的政策与法律框架。ILO在其《合作社促进建议书》确认的ICA《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所阐明的合作社定义、价值与原则，是ILO《建议书》的灵魂。

二、从理论研究到立法实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相关概念之争
法律的“立、改、废”与法律概念[42] 的明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法律自身及相关概念的明确界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不同学者或实践工作部门对相关概念有不同的认识。
（一）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概念
人们在对加快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步伐方面的认识是共同的，但对“立什么法？先立什么法？后立什么法？”和法的名称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从立法界来看，我国早在1950年就有由刘少奇主持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1995年国务院将《供销合作社法》列入1996年立法计划中的第二类，[43] 2003年5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致函国务院，建议设立《合作社法》、《供销合作社法》或《农业专业合作社法》立法项目。2003年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有制定《农村专业经济组织法》议案的提出，同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立法规划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本届人大五年任期内第二类立法规划。至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正式纳入立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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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看，有学者提出制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44]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郑远红，2004）、“农业专业合作社法”（宋波，2003）等主张。
纵观上述观点，在加快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对先立什么法、后立什么法已由立法机关作出了结论，在此不多讨论。对有关“三农”问题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名称问题归纳起来存在如下六种称谓模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笔者认为，在对与“三农”相关的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概念的确定上要体现如下几个关键要素：一是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要素。法律名称中应出现“合作经济组织”字样。二是农民为主要主体的构成要素。依此要素，法律名称中出现“农村”或“农民”字样可体现这一要求，如出现“农业”字样，则主要主体不一定是农民。而“农村”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形成“农村（地域）+合作经济组织（组织性质）+法”的模式，无法体现农民为主要主体的要素要求。三是农业为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要素。依此要求，法律名称中出现“农业”二字似乎更好，但考虑前两条要素要求和合作经济组织还可适当从事农业以外的产业的特点来看，用“农业”二字有过窄之嫌。四是现实和未来与有关“三农”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和趋势要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综合合作经济组织并存的现象，使得我们应摈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模式。因此，在立法名称上，我们应形成共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应采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称谓模式。[45]
（二）关于农民的概念
农民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主体成员。农民的概念不仅影响法律的名称，而且影响其适用。关于农民的界定，较权威的是《辞海》，其解释是：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主要指贫农和中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指集体农民。”[46] 对农民界定，是按身份界定、还是按职业界定，是值得研究的。如按身份界定，则凡是有农村户口的，便是农民。那么我们要问所有离开农村的有农村户口的人都能是真正的农民吗？据统计，我国如按户籍统计现有9.2亿农民；如按居住地统计，我国现有7.8亿农民。1亿多的差距是由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如果按职业界定，则凡是从事种、养业和直接为其进行产前、产后服务的劳动者都是农民。这样一来，有城市户口到农村从事种、养业的人员都应称是农民。如果是这样，城市退休人员到农村从事种、养业其身份不就应是农民了吗？他们一边在农村劳动，一边还拿着城市的退休金和享受城市市民的福利呢。显然，对“农民”存在一个界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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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中的农民之界定，不仅要看其户口是否长期（一般以三至五年以上为限）在农村，而且要看其是否从事种、养业和直接为种、养业进行产前、产后服务的劳动者。如果将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则要看户口是否在乡村。
（三）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概念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界定之前，首先要明确其组织的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应明确其合作组织特点。因而在定义中要考虑1995年ICA和2002年ILO对合作社定义的借鉴。其定义是：“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的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此定义中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内涵项，我们要认真领会和把握其实质，如“联合所有”（jointly-owned）、[47] 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48] 等。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其合作组织不是政治合作组织，而是经济合作组织。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还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特征。最后，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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