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2)

　　（二）“职役制”下的乡镇改革

　　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后，“官”与“吏”分途，“官”作为“士”而身居要职，“吏”的地位逐渐降低，“颇有点‘义务’服役的性质”。[8]（p261）“自是以后，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辱……其与以身任军旅土木徭役者无以异，而至于破产不能自保。”（《文献通考》卷13）总之，“职役制”下的乡镇改革不是以重民、爱民、助民、化民、惠民作为出发点，而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防御和惩罚。如史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旧唐书》卷43）此时的“乡”虽未废止，但“里”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如按唐朝政府规定，“里正”可免除一切劳役及赋税，负责管理整个乡里事务，事实上成了乡里组织的最高领导者。[9]（p62～63）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全国推行“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头立一甲长，十甲长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僮，亦一体编排”。（《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83）之后，我国的“乡”建制重点强调以地域为单位进行编排， [10]（p19）即由原来的10户、50户、500户为一乡，变成了5户、25户、250户的保甲组织。[11]（p33～34）由于宋代以后的“保甲人员之都保正、都保副正、大保长、小包正都不支薪”，[1]（p204）于是出现了“轮差法”和“募充法”，已将过去“乡官制”的政治色彩全部抹去。因此在隋唐至清末千余年间，“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