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语言与法律文化论(1)(3)
2017-03-24 01:10
导读：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古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变化，把纯粹的四季节候的不同，通过“青阳、朱明、白藏、玄英”等词语意义，予以
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古人把自然界的客观变化，把纯粹的四季节候的不同，通过“青阳、朱明、白藏、玄英”等词语意义，予以人文化、文化，使自然现象浸润于人文事理之中：青阳，意为“气清而温阳”；朱明，“气赤而光明”；白藏，“气白而收藏”；玄英，“气黑而请英”。其意义远远超出四季转换、气候变化之含义。被杨振宁博士称之为“根本无法与英语对译”的“气”，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信息符号的汉语词。戴昭铭先生有详细周到地分析，他从日常用语、自然气象、生理和医疗、文艺美学、人的精神活动等多方面进行阐释，引经据典、分类列举词语，集大成式的为我们展示了“气”的文化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纯概念意义，以此说明汉语词语所含具的文化属性，极具学术价值。譬如他从人的精神活动方面论说“气”的不同含义时，就引用了《孟子·告子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王充的《论衡·率性》、任嘏的《全三国文》卷三十五等经典文献例句征论之。
谈到汉语词义的文化属性问题时，我们不能绕开作为汉语书写符号的汉字的文化性能。被称为国学大师的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这样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何九盈先生在他的《汉字文化学》一书中，详细地述说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中国人种来自何方”的辩论中，谈到章太炎的学生朱希祖，曾发表文章驳斥其先生的“西来”说，朱文以一个“夏”字作为驳斥的主要论据，用以说明汉语词语的文化属性：
夏之为字，有首有手有足，乃纯象人形。此为中国人种特造之字。
夏既为中国人种，中国二字，其界域究以何处为限?历史上颇无明文可求。……荀子以中国对四海，孟子以中国对四夷。其义一也。然则九州以内，谓之中国；四夷四居，谓之四海，可得而知矣。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夏为中国人种之专名，其字专为中国人种之特造，为最初之本义，前已言之矣。然中国人种称夏之外，其后或称为华，或称为汉。华为夏之假借字，汉为困名。盖因汉兵威，振于域外。……故当时外族称中国人为汉人，犹日本人称国人为唐人，亦因唐代而来也。
由一个“夏”字，证之中国人种的本土性，其词语意义，早已超出词义学的范畴，包含了繁复的文化意义。有学者在考证了“中国”、“华”、“夏”名称的涵义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观‘中国、华、夏’，三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汉语色彩词语非常丰富，而它们基本上都含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比如，古人把色彩词语分为“正色”与“间色”两种。认为，正色是事物相生、相互促进的结果，而间色则是事物相克、相互排斥的结果；于是形成了正色代表尊贵、正气，间色则代表卑贱、邪恶的象征意义。青、绿在秦汉以后，均象征“卑微”的色彩。据扬雄的《法言·吾子》记载，在汉代穿绿色服饰者。没有资格进入宗庙参加祭祀活动。《晋书·载记》云，刘聪要羞辱被俘的晋怀帝，就让他穿上青衣为人斟酒。唐代官制明确规定，六品官服为绿色，八、九品官服为青色，因此，白居易才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头上戴绿帻(头巾)，更足地位极其卑微的象征。《汉书·东方朔传》有“绿帻，贱人之服”说。这种头巾到唐代，已经演变成为带有侮辱性质的。唐代有个官员叫李封(时任延陵令)的，遇到官员犯罪，需要施以仗刑责罚的，他改用让其戴上绿帻，以示羞辱。元代以后，凡乐工、伶人、娼妓等地位低微者，更是常以青、绿为服饰、头巾的颜色。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记载：有“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明朝以碧绿之巾裹头”。明清时期，“绿头巾”也是组织卖淫者的别称，后世人们把妻女卖淫者称之为“戴绿头巾”或“戴绿帽子”，此说至今专指妻子“红杏出墙”者。至此，“绿”色的文化意义，除去地位低微以外，更兼有了“下贱”、“下流”的意义。对于汉字而言，这类现象举不胜举。这里我们借用余光中散文名篇《听听那冷雨》中的一段话，结束这一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