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构成故意杀人罪(2)
2017-06-30 01:00
导读：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
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或组织，即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拥有对生命的处置权，包括结束这个生命。这要看如何界定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这主体的范围。假如这个主体范围包括享有这个生命的个体、这个个体的主要亲属、国家，这样的话，这些主体共同拥有这个生命的处置权，这同笔者观点并无二致。假如不包括这个生命的个体和他的主要亲属，也不包括国家，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在这里特定的范围不包括生命的个体、个体的主要亲属和国家。十分明显的是大多数人不会接受这种观点。比如，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权利主张，按照个人生命权完全属于对生命有权利主张的人的观点债权人有可能可以有结束债务人生命的权利，这显然十分荒谬。
（二）合宪性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
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对任何未经法律处死的生命，人为地加以结束，不管实行“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实际上是对生存权的剥夺，而生存权是《宪法》直接保护的权利。
(三)安乐死构成犯罪
任何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志，因而对安乐死构成犯罪的探讨应首先从这里入手。
1.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
首先，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这样或那样损害的特性。这主要从司法层面作的解释。另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社会危害性是指对合法权益的侵犯性，即刑法第13条所列举的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性。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对安乐死表示了赞同的态度，认为安乐死是一种最为优化的死亡方式，体现了人道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能排除安乐死对公民生命权的侵害性。正如人们常说的“大义灭亲”为了正义而杀人或许能从道德上得到世人的同情，因为其动机是善良的，但行为本身确是对社会有害的，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上述两种解释并没有排除良好动机的非社会危害性，这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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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笔者认为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具备社会危害性应当结合国情和具体现实的社会环境来进行分析和判定。如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城乡生活水平不均衡，医疗保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使得安乐死合法化存有很大弊端甚至成为一些人实施合法杀人的借口。此外，安乐死的危害性还表现在：推卸国家与社会的医疗、救治和关护责任，贬损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医护工作者可能会以实施安乐死来逃避救治责任甚至加以滥用(如将安乐死作为掩盖医疗事故的手段)；人们对待生命的珍视程度将会被淡化，从而错误、随意地对待生命，轻率地放弃生命，更有甚者会虐待和残杀生命。所有这些无不体现出安乐死将给社会造成的物质损害以及对社会、、民众心理带来的危害。我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在量刑时减轻处罚的原则执行。
2.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安乐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受嘱托杀人”行为(受已有自杀意图者的嘱托而直接将他人杀死的行为)，具有非法性。在我国现行的刑法规范中，如果实行正当防卫或执行公务而将他人杀死，并不构成犯罪，自杀行为也不构成犯罪。这里用“非法”二字来排除合法杀人，超出了这个范围的其它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的杀人均为非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未明确规定“安乐死”是一种排除犯罪性行为。所以，凡未经法律明文规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典型的例子是“安乐死”案件)，在判断犯罪的成立时，原则上均不发生排除犯罪性的作用，这是法律秩序的要求。因此安乐死具有刑事违法性。
3.安乐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安乐死亦不例外。安乐死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这正是其应当受到刑罚惩罚的前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应受惩罚和不需要惩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然就不存在应受惩罚的问题，而不需要惩罚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本应惩罚但考虑到具体情况如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有自首、立功等表现，从而免予刑事处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具体情节对安乐死案件作出的免予处罚的判决就属于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