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始自政府

　　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一路高速增长，消除了过去困扰人民生活的许多物品短缺。一些学者们甚至谈论起中国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危机”。短缺似乎已成了明日黄花。

　　但是，不用多想，我们这个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短缺物品。诚信应该说是其中之一。

　　诚信的价格

　　说“诚信是这里的短缺物”有什么证据吗？诚信这个看上去是抽象的事物的确与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或者枯水季节的用电量不一样，人们很难拿出什么过硬的统计数字来说明它的短缺或过剩程度。

　　大凡一个正常的成人，不时与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或邂逅之士交谈，或者随便翻阅报刊、看电视听广播，都会碰到许多抱怨的声音，其中一个突出的抱怨对象是诚信的不足。

　　过去一说到诚信不足，很容易联想到“假冒伪劣”商品。现在，“伪劣”的商品可能有所减少，但“假冒”商品似乎压根儿没有减少的迹象。其实，无论是假冒还是伪劣，它们仅是诚信问题的表现之一。

　　“拖欠民工工资”是近来媒体大量曝光的事情之一。建筑工地上的工人顶风冒雨辛辛苦苦劳动了数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从建筑商那里拿不到应属于自己所得的工资。工资发放者的诚信在哪里？有人估计说，全国建筑业拖欠民工工资总额多达几百亿甚至上千亿元。如果一个民工平均被拖欠5000元，那么全国若有500亿元拖欠总额便意味着可能有多达一千万民工的工资被拖欠。

　　不用说，工资拖欠、劳务费拖欠、材料费拖欠、各种款项拖欠，绝不仅仅发生在建筑业。城市地区有，农村地区也有；沿海地区有，内地也有；南方有，北方也有。哪里没有？

　　判断诚信不足的另一个办法是观察诚信的价格。诚信既然是一个抽象物，其“价格”何在？用一个类比。判断春运期间火车票的短缺程度，可以看看“黄市”上（即在车站售票窗口以外的某个地方）车票价格上涨的幅度。如果一个商家与别人签订合同，需要合同对方的诚信，但又没有办法识别，他会采取收取“保险金”或“保证金”的措施（行不行得通要看自己的产品有无一定的垄断性）。人们交纳这种“保险金”的多少可作为“诚信价格”的一个间接判断依据。中国现在许多行业中都有着大量这样的事情。

　　有的行业中，按规定不得收取这种费用。例如，银行向消费者提供小额消费信贷，很多情况下既不要求抵押也不要求担保，看上去是相信贷款者的诚信。其实不然。国内银行发放消费信贷通常有一套繁琐的审查程序，繁琐得让普通消费者每每感到不顺。一些费尽心思的个人反而琢磨出通过复杂审查程序的办法，骗取银行信贷，使贷款者面临新的消费信贷风险。

　　可以说，诚信的“价格”在这里是很高的。零诚信者需要支付额外的费用才能得到所需的服务。

　　如果承认诚信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就应该追究其原因。一个说法是，我们这里有不少“刁民”“小人”。不敢轻易认同这个说法。马克思写过一本《资本论》，其中他批评当时自己同胞的诚信不足，说，“德国工业有一条基本原则：讨好顾客的办法是先送给他好样品，然后给他次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页）。那当然说的是19世纪情况。现在德意志人恐怕不再是这样。这个事例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古今中外，绝非仅有今日中国有不少不讲诚信者；第二，国民的诚信意识或诚信状况是可改变的。

　　政府要“言而有行”

　　导致国民诚信不足的原因可以说多方面的，多得甚至无论写多少书也说不清楚和完整。但有一点应当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政府行为对国民信用行为的巨大影响。如果政府行为是完全公正合理诚信的，那么，国民的诚信意识必将得到极大极快的改善。如果政府行为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不论政府官员多么起劲地号召大家要讲诚信，讲道德，实际效果究竟会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让我们回到建筑工人工资被拖欠的事情上。一则追踪性报道：工头对工人们说，“不是我欠了你们的钱，是建筑商”；镜头对准建筑商，后者说，“找开发商去”；镜头又移向开发商，他说，“哪里是我欠钱？是建设单位没按合同给我付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