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死亡赔偿研究（中）(1)(2)
2017-08-31 03:05
导读：4．现代法制的发展趋势 侵权死亡赔偿的现代立法，[7]表现出如下趋势：（1）权利主体逐渐明确为“与死者有着物质和精神联系的人”，而且针对不同类别
4．现代法制的发展趋势
侵权死亡赔偿的现代立法，[7]表现出如下趋势：（1）权利主体逐渐明确为“与死者有着物质和精神联系的人”，而且针对不同类别的赔偿确定不同权利主体；（2）从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两个方面进行规制；（3）尽管在少数国家法制中出现了关于生命的生物上损害赔偿的判例，但生命本身的不可赔偿性依然占据绝对主流地位；[8]（4）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可获得赔偿成为主流；（5）被抚养人的扶养利益损失逐渐独立，获得单独的请求权基础。
（二）生命权的本质及私法对死亡救济的有限性
生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起点，不可替代与再生。正因如此，现代社会始终坚守“生命不可剥夺”的底线。[9]因为生命至高无上，在法律上，无法找到生命的替代物。生命本无价是毫无争议的。但生命是脆弱的，违背正常社会秩序终止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又必须矫正非正常死亡中的不公，以维系整个人类社会的继续生存发展，于是，作为现代社会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的现代法律，不得不担负起这一职责。关于法律对非正常死亡的调整，应当清楚地看到如下三点：
第一，法律对死亡能否通过私法救济并不一定持肯定态度。对于死亡的救济，经历了由复仇到刑事罚金，然后到民事赔偿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自古罗马法以来，刑事罚金与民事赔偿长期混同，无法区分出支付的死亡替代物中哪一部分是赔偿的损失，哪一部分是惩罚性质。[10]
第二，公法为主、私法为辅是现代法制对死亡赔偿的调整模式。社会个体对他人的生命，负有公法和私法上的双重义务，而且公法上的义务更为重要。一直以来都是公法对侵权死亡事件担负主要的调整任务，私法救济的产生，是随着近现代金钱赔偿的功能日益增强而逐渐独立的。因此，对于死亡，应有公私法共同调整的整体思维。对私法自身救济方式的局限性要有清楚的认识，仅将死亡限于私法领域内讨论，仅着眼于私法领域而得出“撞伤不如撞死”的结论，是过度夸大了私法的调整功效。采用公私法共同调整的整体思维，自然不会有“撞伤不如撞死”的谬论。承认民法对生命权救济的局限性，是对生命权的清醒认识，也是人类自身互相尊重的理性态度。私法对死亡为什么敬畏？因为人类社会到现在为止，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超出初民社会的基本范畴，创造出私法，并不代表创造出了全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在私法领域内部，也必须认清生命权“无法自行救济”的权利特性。生命权在本质上是个体维持自身生存和继续发展的自由，权利人可以自力或借助公力请求排除对生命的妨害。有学者提出了生命维护权的概念以替代传统的生命权，并主张“对丧失之补偿问题采财产权和社会化的血缘关系保护说”。[11]因为生命的丧失必然伴随着权利主体人格消亡，所以权利人除能维系生命延续外，无法在生命灭失后自行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均是以私人存在为前提。基于此，有学者称生命权是“空权利”，生命权问题是民法中的“死穴”，[12]有人可能会认为法律粗暴的置死者、置生命于不顾，但是，面对已丧失的生命，医学无能为力，科技无能为力，况法律道义乎？斯人已逝，私法奈何？生死相隔，并非损害赔偿所能填充。对侵权死亡提供人类自身能够预见的、有限的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三）侵权死亡赔偿的请求权主体与赔偿范围
因受到侵权而死亡，需要用侵权责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予以救济，这是共识。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1）谁是受害人，或者说法律对哪些人予以救济（赔偿请求权人）；（2）受害人遭受了哪些损害，或者说法律对哪些损害予以赔偿（可救济损害的范围）。
1．侵权死亡赔偿的请求权主体
人不管什么原因死亡，就不再有什么权益，法律无法也没有必要对其予以损害赔偿的救济。所以，侵权死亡赔偿不是救济死者的，而是对与死者有关联的生者予以救济。无论赔与不赔、赔多赔少，对死者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对生者则利益重大；当然，对于加害人或者准侵权行为人（赔偿义务人）也同样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