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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漫谈

2017-09-12 03:49 今天能受到团委和法学社的邀请，来做这次迎新讲座，我觉得非常荣幸。每年能够迎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年，可以说是大学教师生活最有乐趣的方面之一。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自己很幸运，生在中国的一个有大学的年代。大学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是没有大学的，只有私塾和书院。书院并不是一种大学，它不分科系；而大学是分科系的，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创造。有大学的时代使得有一些既不能够当官又不会种地的人可以一辈子以一种闲散的风格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小时侯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一辈子读书，又有人发工资。我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了，既能读书又又有人发工资，而且发得还不低。按照江青的说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居然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但在中国古代，像我这样既不适合做官，又做不了生意，还不喜欢种地的人，真的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参加科举考试，成功了去做官，无论适合不适合。其实有许多人根本不适合做官。例如蒲松龄老先生，他天生就应当到中文系学习，或者到新闻系，毕业之后在中文系教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业余时间写点小说。可是没有大学，他只好不断参加科举考试，想去做官。这个老贡生是个范进似的人物，一次一次都失败了，最后，算了，老子不干了，写小说去。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真正职业的小说家，都是科举考试不成功，没办法了，做一点小说家流。这样一个社会真是不好。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有大学是我们时代最让人欢喜的一个特点。

　　现在男女生比例似乎有些失调。我听说00级本科生里的女生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特别吃惊。我22年前上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时，系里的女生只占七分之一，所以女生格外受青睐，地位特别高，本来嘛，资源稀缺，物以稀为贵。经济学上的规律叫供求关系，供应量太少，追求的人一定会很多。现在女生多了，对女生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对未来法律的发展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两千多年来，法律一直反映了男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是法律发展-制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主旋律，就象科举考试一样，女人是不允许参加的，只有男人才能去做官，能够在大堂上一拍板子，高喊“大胆”的没有一次是女声。西方法律发展史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你们知道，过去一直由九个老男人执掌着；现在增加了两个老女人，七个老男人加两个老女人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法制。但是男人仍然占多数。美国的法学院里女生通常占1/3左右。我们这儿可不得了。近代以来，我们在妇女解放方面向来不落人后。当然，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受到欺压。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的一对夫妻吵架，男人气冲冲地说：“按照周礼，你这样的人我早就休了。”太太说：“请问我的老公，周礼是何人制定？”丈夫不无自豪地说：“当然是周公所制。”太太说：“要是周婆制定的话，是我休了你！”也许法律的发展，女性能够有更多机会在法律里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从事法律职业的女同学越来越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现在的比例已足够了，再多的话，以后的法律发展史就是一部男人受欺压的历史了（笑）。

　　以上是一些题外话。今天的时间比较从容，我想和大家做点交流，谈一谈作为一个新入学的学生，作为一个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应当怎样去学习法律，怎样能够在毕业之后不觉得自己这四年没有白过。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什么经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很小的学校的毕业生，不像你们。你们太幸运了，高中毕业后考入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校，我当年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时只有几个学校招法律系的学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报考法律，我当时并没有报法律，报的是山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个作家。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第一届招生，宣传力度不够，结果在我们那里报考者上线的人数还没有招的人多，很幸运的我的考分超过了重点线，就被从一般院校里抓过去了。人生的命运真是很难捉摸。如果当时真到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很可能到一个中学里当老师，我相信我会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语文老师，经常在本地的报屁股上发表一些小资情调的散文。可是不可能有今天。当然你们也许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因为你们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所以毫不犹豫就报考了北大而且是法学院，这是你们最大的幸福。我们当时上法理课，老师推荐一本教材，是工农兵大学生编的，教材里经常提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灌输的是这些东西，真正的知识学不到。我从大三开始才省悟到不能陷在教科书里，应该多读些有价值的书。于是，在一个好心的图书管理员的关照下，大三时读了许多好书，也引发了对西方法律、西方历史的兴趣。后来考的是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大家知道，佳能公司的商标是canon，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的一种法律，叫canonlaw，是天主教会制定出的法律，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那个。最近几年才转为对中国现实制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