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监督”是否切实可行(2)

　　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限制，但政府官员仍应该享受一定的隐私权，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要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但对其基本的隐私权仍不可随意剥夺。在本事件中，如果未经干部本人同意，而公布了其姓名、住址、照片、所在单位与所任职职务，尤其是公布其家庭住址的作法更值得商榷，这不仅是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而且也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给那些找不着“庙门”的“上贡者”提供方便，为给官员的安危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有人认为，作为人民的干部，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无隐私权可言。我认为干部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其财产状况等在一定情况下就得接受监督，就得说明来源，但是官员的正当的隐私权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行政法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景斌所言：“‘8小时之外’是个人的私生活空间，除国家司法机关侦查需要外，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对干部也是如此。作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空间要小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务人员、机关干部都是公众人物。” 同时，社区公开信息这一行为本身要依法。不能将他人所在单位、所任职务和家庭住址都公布出去。《宪法》保护公民的住宅权、休息权和隐私权，同时某些干部的身份也不宜公开，如刑警队、缉毒队队长，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需要保护。

　　二、朝阳区的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政府机关只有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街道有监督自己干部的权限，但就社区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其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实体权力，因此社区监督住户干部超出权限。任何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宪法、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而朝阳区作为一个社区，却行使起了监督干部的职权，请问其权力是谁授予的，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么？

　　而且对于干部随意进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对干部的一种不信任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前提思想肯定是“先假定所有的干部都有腐败倾向”，这与“无罪推定”的法理相悖；国家应该注重培养人们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社会需要良性互动，需要人际间的彼此信任，只有社会信任度达到极其低下的程度，才会出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监控的管理做法。而这么做，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建立全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人际关系产生巨大杀伤力，破坏良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贻害深远。

　　三、盲目的依赖群众的监督只会增加监督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行为。

　　先来看看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吧，现阶段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有5个层面：一是侦查机关依法监督；二是纪检部门通过正当程序在法律权限内监督；三是人大、政协、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四是媒体舆论监督；五是群众自愿协助政府监督，但这种群众监督要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