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刑事案件不起诉制度比较研究律毕业论文(5)
2017-10-31 03:15
导读：其次，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 刑罚演变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刑罚由注重过往到注重将来[6]。在博爱，刑罚往往是对犯
其次，不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的刑事，有助于刑罚功能的实现。
刑罚演变的共同趋势之一是刑罚由注重过往到注重将来[6]。在博爱，刑罚往往是对犯罪的机械的反对，刑罚以已然的犯罪为根据，不大留意刑罚的实际效果。而在，刑罚的重心已由犯罪转移到犯罪人。刑罚的个别化，则是指适用刑罚时注重对犯罪人的改造，以防止犯罪人再犯罪为宗旨，刑罚已不是回顾已然的犯罪而是前瞻未然的犯罪的手段。简言之，刑罚以预防犯罪和再犯罪为其重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起诉制度更有助于刑罚实现功能。前文所提及的德国阿尔布莱希特教授在报告中同样以为，检察官适用不起诉斟酌权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权衡，即作出是否起诉时要考虑对犯罪的预防、改造、震慑之功能。尤其是对于初犯等假如起诉后对其没有好处，而对其不起诉他也可能不再犯，就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再次，不起诉制度符合 国际上“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趋向，有利于我国严打整治斗争的顺利开展，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世界各国刑事政策出现了两极化趋向，简言之就是法学界所谓的“轻轻重重”政策[7]。“轻轻”是指对稍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深的犯罪，处罚更轻。采取这种宽松的刑事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改善犯罪者更生和重返社会的条件，降低社会改造的难度和本钱，降低再犯罪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减轻司法机关的负担。“重重”是指对恐怖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犯罪等更多地、更长期地适用监禁刑。在西方国家中，“轻轻重重”政策的重点并不一致，有的国家如美国，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重重”政策，有的国家如西欧国家，其刑事政策的重心是“轻轻”政策，有的国家则采用“轻轻”政策与“重重”政策相结合的政策。但不论是采用何种模式，西方国家一般都很注重发挥 “轻轻”政策在犯罪预防、社会改造、重新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的作用。由于“轻轻重重”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轻轻重重”政策也成为了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主流。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我国从1983年开始执行的严打政策，可以说是与国际上的“重重”刑事政策不谋而合。但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夸大“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并没有充分利用不起诉制度的作用，导致出现司法机关负担日益沉重、司法资源日益短缺的现象。笔者以为，在继续和发扬我国严打政策优点的同时，有必要吸收“轻轻”政策的公道成分，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这对于解决当前司法机关职员、经费不足，任务日益繁重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恰当运用不起诉制度，也能够体现我国一向所倡导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教育、改造、预防、拯救罪行较轻的人，实现刑事的终极目的。
五、对理论界反对不起诉制度主张的反思
值得深思的是，在实务界对不起诉制度有误解的同时，在理论界也有一些反对不起诉制度的呼声。代表性的反对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为不起诉制度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精神相冲突，不起诉制度在实践中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的权利，造成审判权的分离；二是以为不起诉制度为“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利于稳准狠地打击犯罪，保护无辜；三是以为不起诉制度在检察机关单方面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定的监视，不利于正确有效地处理案件，以为应当将案件交给法院审理，假如被害人犯罪情节稍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法院可以判决免于刑事处分；假如情节明显稍微危害不大，就建议公安机关撤消案件，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误。[8]
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以为，它是对不起诉制度的一种误解而产生的一种观点。首先，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从辩证的观点看，事物都是有对立同一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公诉权同样存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那就是起诉权与不起诉权。没有不起诉权，公诉权就是不完整的。从理论上，公诉权应该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其中，消极的公诉权就是不起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