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六维”评价律毕业论文(2)
2017-10-31 06:47
导读：79刑法颁布后，由于当时立法经验有限，而且后来又遭遇突如其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所以自实行次年，就被修改、被完善，直至持续到刑法典的修订。在这
79刑法颁布后，由于当时立法经验有限，而且后来又遭遇突如其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所以自实行次年，就被修改、被完善，直至持续到刑法典的修订。在这近20年时间里，应该说每一个特别刑法的出台都使立法者得到一次锻炼，其进步倒也可以看得出来。刑法修订时，也对79刑法的适用连续性作了最大限度的考虑。新刑法中413个罪名有五个来源：一是来源于旧刑法条文中的罪名，约有110个左右；二是来源于单行刑法中的罪名，约有140个左右；三是来源于附属刑法规范中要求“比照”、“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这部分罪名约有40个左右；四是从旧刑法罪名中分解出近30个；五才是纯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增加的新罪名，约有100个左右。（注：刘艳红：《新刑法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与启示》，《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另外，刑法修订时，避免过往的观念，“要求既打击现实性的犯罪，又在充分熟悉犯罪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预先规定很多已经显现或将出现的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从而保证刑法保护功能能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注：林亚刚、傅学良：《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中国刑事法杂志》第39期。）所以从总体上讲，刑法修订时考虑到了稳定性。
然而，很多教训没有转变为经验，使得相应缺点再度暴露，致使刑法典修订后又***作出修订。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分别作出了《关于惩办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通过）。其中，首先增加一罪——骗购外汇罪，其次为扩大主体，如将刑法典第190条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扩大为包含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再次就是扩大适用情形，如将期货交易中的犯罪预以补充，等等。假如说这些修改是由于刑法典制订后发生了新题目，尚有原情，但是，单行刑法所补充的犯罪在刑法典修订前已经相当突出和严重了。这就充分暴露出刑法典在追求刑法稳定性方面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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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刑法典的内容中有很多不利于稳定性的因素。由于有很多论述（注：仅以范忠信教授分别于1997年10月号与1999年6月号发表在《法学》上的两篇文章，《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和《再论新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就能有所熟悉。），在此，不再多谈。这诸多缺点，与79刑法有相似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三、均衡：维量度
刑法本身是一个大体系，在刑法体系内，涉及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犯罪体系与刑罚体系。犯罪规范中存在一般规范与特殊形态规范之构造；刑罚规范中存在刑种之构造；刑法分则中存在不同客体形成不同种类的犯罪构造。这诸多因素只有均衡结合，才能使刑法保持协调。换言之，刑法的均衡状态是刑法体系完美的表现，也是刑法实现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的形式的结构规律。刑法均衡，可大体解为罪与刑的均衡、罪与罪的均衡、刑与刑的均衡。
（一）罪与刑的均衡。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修订刑法对该均衡有了创新和发展。如形式上从一般规制到犯罪规制进而到刑罚规制，体现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线索。在具体条文中，留意到禁止（命令）规范与惩戒规范的结合内容上，确立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模式。如司法工作职员犯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从重处罚，就是充分考虑具有该身份的人从事这类行为的危害性较大，应比一般人受更重处罚；再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原因在于从犯较主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但是，刑法中罪与刑不均衡的现象也有一定体现。如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进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那么我们试问：1.为什么必须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呢？一次犯罪终身就要背上污点吗？2.依法条，隐瞒不报又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究竟该条文缺少强制性规范，可以说这种致命弱点使其只能流于形式。另外，罪与刑不均衡在判正法刑的经济犯罪条文中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