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比较研究律毕业论文(5)
2017-11-13 02:21
导读：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假如被告无法证实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假如被告无法证实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实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以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尽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作甚“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ｚｈǒｎｇ@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题目。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熟悉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够从医学、
药理学等观点进行具体的法则性的证实，但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以为其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注：[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题目》，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大ｚｈǒｎｇ@①仁以为，既然在社会观念上已经熟悉到某事实与某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就不妨肯定其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以为，占通说地位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熟悉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这种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疫学的因果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注：[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题目》，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针对疫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学界对之持否定态度。(注：参见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日本学界也有观点以为，“既然没有从医学、药理学的角度严密地确认存在科学的条件关系，就不能以它为基础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日]大ｚｈǒｎｇ@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题目》，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德国学者Armin Kaufmann等人以为，既然没有确定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对于环境犯罪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判定的困境，台湾学者柯泽东甚至以为，为避免因果关系所产生对刑法适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应为：“环境之犯罪应以处罚其行为之危险为基础，将行为独立于其损害结果之外。亦即将行为与结果分开，不问行为之是否必然有效导致对第三者之损害，只要其行为构成危险，即应制裁之，而不必然须有损失之发生始予制裁。”(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假如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定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回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定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办环境危害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