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立法思考律毕业论文(3)
2017-11-24 04:07
导读：第四,沉默权制度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同等、实施控辩式庭审模式的重要条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公诉人从居高临下的地位
第四,沉默权制度是实现控辩双方地位同等、实施控辩式庭审模式的重要条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公诉人从居高临下的地位回到与被控方同等的地位,法官居中裁判,被告人在被法院定罪之前与控诉方处于一种同等的地位。既然是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就意味着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公诉方当然不得强迫受控诉一方协助自己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就不会有同等与公平。但是在实际的刑事诉讼中仍带有浓厚的纠问式色彩,诉讼的双方却是不同等的,这与没有规定沉默权和要求被诉方“如实回答”的义务有关。被告处于被纠问和如实陈述的地位,何来同等的控辩式。与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公安、检察和法院相比,对实际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赋予其沉默权,平衡控辩审三方地位,也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性精神。
第五,沉默权制度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制止刑讯逼供是沉默权在刑诉程序上的反映,固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不轻信口供”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收集证据”的规定,但囿于司法队伍的素质、侦破技术和手段的落后及办案经费的匮乏,侦破工作往往重口供、不重其他证据,或由口供引发其他证据。因此,刑讯逼供获取口供的现象一直是司法领域的顽疾,长期禁而不尽,再加上《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职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既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如实陈述的义务,其反面的就可能造成甚至纵容违法审判,想尽一切办法往获取口供,难免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仅与沉默权相悖,而且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职员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如实回答”的主观判定的随意性,因此诱供、逼供的情况并非很偶然。固然沉默权的确定并不能全然遏制刑讯逼供的顽疾,但免除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从制度上有助于抑制并消除***暴力,免除因不“如实回答”而可能产生的刑讯逼供、冤假错案的恶果。培根说过:“由于一次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一次错判污染的却是水源。”铲除“毒树”的生长根源,其重要性愈甚于踢除“毒树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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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权在固然还是一项比较奢侈的权利,但建立它应该只是时间的。实际上,沉默权已经开始进进中国。中国正式签署加进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权利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从法理上讲,这些国际条约固然不属于我国国内法的范畴,但也属于我国的法律渊源,具有与国内法同等的法律效力,对我国的国家机关和公民具有法律效力。
四、沉默权的限制
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沉默权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其性尚需。在沉默权规则之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供述而始终沉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指控和定罪的效率,尤其是当沉默权被滥用时,其造成的效率损失更是十分严重;而且,当事人行使沉默权也有可能存在非法目的,如在一些恐怖主义犯罪、黑性质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案件中,沉默权的行使会帮助罪犯逃避法律的制裁,导致更大的不公正,因此有些学者以为实行沉默权弊大于利。另外,有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并滥用之,“打死我也不说”,案件就无从侦破。
因此，我国在确立沉默权制度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针对我国现实状况，考虑到公共安全，我们以为应将以下几种犯罪作为例外情况而限制沉默权的行使。
(一)贪污、贿赂犯罪。此类犯罪主体多为党政官员,把握着处理公务的权力,基于这些权力,他们在社会上处于上风地位。要求这类人承担与其权力相适应的职责之外的更多义务也是公道的,这种义务包括廉洁义务,即要求其因贪污贿赂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时,不享有沉默权,必须说失事情的***。实践中,这类犯罪主体都是有职权的人物,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职务或社会地位,活动范围广,活动能力强,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预备,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他们往往使权钱交易发生在正当执行公务中,使侦查取证难。基于此,有学者以为贪污贿赂犯罪应成为拒尽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例外,且其回答义务可以延至审判阶段。否则,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伪证罪或拒不作证罪被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