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弱势群体 宪法保护律毕业论文(5)
2017-11-30 03:43
导读：（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利的缺失 财产权（Propertyright）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利的缺失 财产权（Propertyright）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政治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16] 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往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假如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正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正当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须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在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中，财产权得履行一定的社会职务，财产权不复为尽对的了，而是要受到社会目的限制”[17]这种受社会目的限制的范围程序和程度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对财产权保护的社会效果，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但今天，大多数人对财产权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法方面往思考。人们不仅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方面，有“物权”与“债权”等性质之争，[18]而且就其概念的存废方面还存在不同的熟悉。笔者以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熟悉，诸如概念的规范、性质的确定、内涵的把握等都是重要的，但是，从宪法的角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加以确定与规范，显得更加重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人（个人或单位）因从事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
渔业生产或其他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19]它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种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新型用益物权。[20]不过，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 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治理法》第10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解决所有权主体缺失的基本要求，就是应在宪法层面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具体回属。一些学者提出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确定为国家所有，再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永佃权的呼声，是可以考虑的一种解决所有权虚拟缺失的办法。 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治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
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反。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题目的规定（试行）》第23条规定的关于农村承包
经营合同的纠纷处理按违约责任处理的做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治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题目。[21]要解决这一题目，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第三，欠缺土地征用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缺失还表现在宪法中没有规定征用土地时的赔偿或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因土地征用题目所产生的损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因土地征用题目而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征地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割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产权被界定得相当清楚，国家仍然可以运用权力改变产权的回属。这种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割让老百姓财产权的行为，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对象。[22] 2004年3月，我国宪法第十条进行了修改：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看来，对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土地征用是法律赋予国家的权力，但对征用时对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赔偿与补偿题目，宪法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而对征用必须给予充分、公正的补偿已成为各国宪法的基本制度。1814年荷兰王国宪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53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帮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还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进步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响稳定相关权属关系和秩序，而且使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谋生命根子的土地方面处于更加弱势无力的地位。回根结底，我们应该从体现阶级、团体气力对比关系的宪法规范上往弥补对农民财产权属保障上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