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律毕业论文

　　关键词： 法学史/法政杂志/宏旨

　　内容提要： 自《译书汇编》创办，近代法政杂志纷纷问世，前后计150余种。这些法政杂志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学术的冲击，不得不承担“救时济世”和“阐明学术”的时代使命。由此，各种法政杂志都明确定其宏旨，即昌明法学，养成法治。

　　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兴创和成长，是1个透过于现代学术体制、教育系统和出版体制而展开的过程。法政杂志作为其中的重要工具与媒介，扮演着10分重要的角色。不仅如此，立宪、法治的生命大本，常常由法政杂志来表达、承载与收藏。同样，中国近现代的法政（立宪与法治）调适和革命，亦与法政杂志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或者说，法政杂志的命运，是中国立宪与法治命运的1个缩影。因此，对近百年来的中国法学、法政所展开的历史研究，必须包含对法政杂志史的透视与解读。此种透视与解读的问题、方法和角度，当然可以也应当是多元的。譬如知识史的视角，社会学的方法，文化的解释，均可采用；法政学人的类型与法政杂志的异趣，法政杂志与社会法政思潮的关系，1本法政杂志的生命历程等等问题，亦需要专门的探究。

　　本文主要对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予以介述，并重点述说、评论近代法政杂志的宗旨或精神。前者将使我们知悉近代法政杂志的规模与生长场景，后者则让我们直通近代法政杂志的中枢或大脑。

　　1、 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生态

　　根据有关近代中国中文期刊目录的书籍及1些馆藏文献 [ ]，中国近代法政或法律杂志（期刊）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1）法律法令类，如《立法专刊》、《内政法令月刊》、《法令周刊》、《法令周报》；（2）司法实务类，即各级法院或司法行政部门发行的法院公报、司法公报、司法汇报、司法月报、司法半月刊、司法旬刊、司法杂志等；（3）法政知识（常识）类，如《宪政白话报》（汉口，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1910）、《法律常识》（沈阳，东北法学研究会，1930）、《民众法律常识周刊》（上海中国法律编辑所，1932）、《法律知识》（北京，法律知识社，1947）；（4）法政学术类。本文关注的仅限于学术类的杂志，故本文所称“法政杂志”，系专指法政领域中的学术杂志。

　　粗略统计，从清末到1949年，陆续创办的法政杂志大约有150种，其中，清末20余种；民初至1926年30余种；1927至1949年90余种。为了概观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状况，我们首先按此3个时间段，来描述近代法政杂志的基本生态。观察此不同时间段中法政杂志的生长态势，可以发现，近代法政杂志的兴办，明显呈现出逐渐增多且日益偏向法律学（“政学”与“法律学”渐趋分离）1域的趋势。尤其是到了1940年代，新创、复刊和延办的法政杂志，已是道异风多，蔚为大观了。

　　清末创办的20余法政杂志是：《译书汇编》（《法政学报》，1900）、《法政杂志》（日本东京法政杂志社，张1鹏，1906）、《预备立宪官话报》（上海预备立宪社，1906）、《宪政杂志》（上海宪政研究会，1906）、《北洋法政学报》（由《学报》和张1鹏《法政杂志》合刊而成，1906）、《北洋学报》（天津，北洋官报总局，1906）、《地方白话报》（保定，王法勤，1906） 、《新译界》（日本东京，范熙壬，1906）、《中国新报》（日本东京，杨度，1907）、《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孟森、孟昭常、杨荫杭、秦瑞玠等，1907）、《法政学报》（日本东京法政学报社，沈其昌等，1907）、《牖报》（李庆芳，1907）、《大同报》（恒钧，1907）、《预备立宪会公报》（上海预备立宪会，孟昭常等，1908）、《学海（甲编）》（北京大学留日学生编译社，1908） 、《法政介闻》（柏林，留德法政学生马德润、周泽春，1908）、《广东地方自治研究录》（卢乃潼等，1908） 、《福建法政杂志》（福建法政学堂，1908）、《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日本东京，“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1908） 、《宪政新志》（吴冠英，1909）、《北洋政学旬刊》（由《北洋法政学报》改成，吴兴让等主编，1910）、《法政杂志》（上海法政杂志社，陶保霖，1911）、《法学会杂志》（北京法学会编辑部，1911）、《北京法政学杂志》（北京潮州会馆，1911）、《法政浅说报》（北京，1911）。

　　民初至1926年，主要的法政杂志有：《言治》（北洋法政学会，1913）、《宪法新闻》（北京宪法新闻社，李庆芳，1913）、《法政学报》（北京法政同志研究会，1913）、《宪法公言》（北京，秦广礼，1916）、《政法学会杂志》（北京，政法学会，1917）、《法政学报》（月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8）、《社会科学季刊》（北京大学法学院，1922）、《法学季刊》（《法学杂志》，东吴大学法学院，1922）、《法律评论》（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1923）。

　　在1927至1949年，法政杂志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生长，其数量约为前26年的两倍。比较典型者，除第2时期的《法学季刊》（《法学杂志》）、《法律评论》等续办之外，主要是：《上海法科大学月刊》（1928）、《中华法学杂志》（谢冠生，1930；中华民国法学会，1936）、《法政季刊》（上海法政学院，1930）、《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1930）、《法学丛刊》（月刊，中华民国律师协会，1930）、《法学季刊》（南京35法学社，1930）、《现代法学》（上海现代法学社，郭卫，1931）、《法学专刊》（北平大学法商学院，1933）、《法治旬刊》（南京法治旬刊社，1934）、《震旦法律经济杂志》（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1944）、《宪政》（重庆国讯书店，1944）、《新法学》（月刊，上海新法学社，1948）。

　　以上各个时期的法政杂志，乃是由各种不同的组织、人员所创办或主办。（1）各法政专门学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创办，如《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季刊》（1923）、《广东大学法科学院季刊》（1925）、《上海法科大学月刊》、《中央大学法学院季刊》、《法专特刊》（重庆法政专门学校，1930）、《山西大学法学院季刊》（1937）。（2）各种法学会组织主办，如《中华法学杂志》、《法学月刊》（北京，民国大学法学研究会，1925）、《上海法学院宪法研究会会刊》（1933）、《山东法学季刊》（中华民国法学会山东省分会，1937）、《法学月刊》（中华民国法学会湖北省分会，1947）。（3）各种律师协会（公会）主办，如《法学丛刊》、《法治杂志》（广州律师公会，1946）。（4）法政科学生创办，如《译书汇编》（《法政学报》）、《法政月刊》（上海法政大学学生会，1926）、《法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同学会，1933）、《东吴法声》（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会，1933）、《法声半月刊》（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1935）。

　　各种法政杂志所刊载和传达的思想学术内容，亦有不同。此处所谓思想学术内容，乃指思想、知识的综合与分科性质。因近代法政之义，实际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而非仅限法律学，故其法政杂志按其学术内容予以划分，大体上有法政综合类、法律学类、法政专题类。法政综合类者，如《法政杂志》、《政法月刊》（山西省立法学院，1921）、《社会科学季刊》、《政治经济与法律》（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1931）、《法政季刊》、《震旦法律经济杂志》、《法商论坛》（南京法商论坛社，1948）。法律学类者，多数法政杂志，尤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法政杂志，都属于此类。法政专题类者，有《宪法新闻》、《宪法公言》、《公民杂志》（上海，公民杂志社，1916）、《4川筹备省宪周刊》（4川省宪法会议筹备处，1923）、《民权》（广州民权社，1923）、《人权》（月刊，北京人权杂志社，1925）、《法医月刊》（上海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1934）、《民宪半月刊》（重庆民宪半月刊社，1944）、《宪政》、《民权月刊》（成都民权月刊社，1948）等。

　　这里，再选取《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法政杂志》、《法学会杂志》、《法学季刊》（《法学杂志》）和《中华法学杂志》5种，略作介述。

　　《译书汇编》（《政法学报》），是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开山者，1900年12月6日由留学日本法政等科的戢翼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屏、章宗祥、曹汝霖、钱承志、吴振麟等，共襄其事，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意之所在，以译辑欧美日本的政治法律为主，包括外交、财政、教育、警察等方面。从各期实际内容来看，其所辑刊者，大多是欧美日本法政经典、名著或专论，主要有美国伯盖司的《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耶林的《权利竞争论》（今名《为权利而斗争》）、海留司烈的《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鸩的《万法精理》（今名《论法的精神》）、卢梭的《民约论》（今名《社会契约论》）；英国斯宾塞的《政法哲学》（又名《政治哲学》）；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樋山广业的《现行法制大意》、井上毅的《各国国民公私法考》、户水宽人的《法律学纲要》、宫国忠吉的《警察学》等。其中，有1些是西方思想、法学名著名篇（如《万法精理》、《民约论》）最早的中译文本。1903年4月，《译书汇编》更名为《政法学报》，以刊载中国学者的法政文论为主（此举实际上开始于1902年第9期），如耐轩的《立宪论》和《论法学学派之源流》、法攻子的《世界5大法系比较论》、亚粹的《论法治国》、伟璠的《行政法概论》、研究政法生的《立宪政治主义之由来》等。停刊时间未详。以上所列，显示出作为中国近代首份法政杂志的《译书汇编》（《法政学报》），最早集中译介欧美日本的政治法律思想，使中国人知晓西人强国之文化、思想本原，且正式揭开中国学者了解、研究现代法学的序幕。冯自由曾评论说：对《译书汇编》，“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 ]（P55）因此，它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更兴、法政改革（革命）和法学成长，以及法政杂志的兴隆，实有创辟开基之功。

　　《法政杂志》，创刊于宣统3年2月，其发起人都是当时名重法政（学）界的英才俊杰：方表、沈钧儒、林长民、孟森、孟昭常、邵羲、金泯澜、秦瑞玠、高凤谦、陶保霖、陈承泽、陈时夏、陈敬弟、陆尔奎、贺绍章、张元济、雷奋、杨廷栋、蒲殿俊、蔡文森、熊范舆、刘春霖、刘崇佑、刘崇杰。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日本法政科，且是清末立宪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具有以法政之学拯救时局的深切情怀。所以，该刊是清末立宪派的重要思想舆论阵地。在其创刊号（第1年第1期）上，林长民、梁启超（署名沧江）发表了蕴深意远的序词，作为发刊词。同年7月的第5期，又刊发了张元济的《法学协会杂志序》，推阐法政杂志之4大“利”。此刊名为“法政”，旨在研究法律政治现象，但其简章称“立宪政体，凡政治必根据法律”，故特注重法律方面的研究。所刊文论，以法律为主。所载资料，亦多为汉译外国法律著述和法条。所录杂事，则兼国内外法政各领域的活动与事件。停刊时间未详。

　　《法学会杂志》，作为北京法学会的会刊，可谓再3“绝而复续”。1911年6月创刊，杨荫杭作“发刊辞”；同年10停刊。在此时间刊布的5期杂志中，发表了沈家本的8篇文论、许世英和徐谦的《考察各国司法制度报告书》、杨荫杭的《英美契约法》、余绍宋的《累犯处分论》等。1912年底，章宗祥、刘崇佑、许世英、江庸、汪有龄、曹汝霖、王宠惠等续办法学会事，并订《法学会章程》，拟复办《法学会杂志》。1913年2月，该刊复刊，载有沈家本的名篇之1“法学杂志序”。其后各期刊发了汪荣宝、章宗祥、江庸、钟庚言、陈宗蕃、康有为、程树德、董康等人的文章，并登载了日本穗积陈重、有贺长雄的汉译。但历时不过两年，又迄于1914年12月。第3次续办则是在7年后，即1921年。其时，江庸执掌修订法律馆。他在“发刊词”中总结了该刊前两次之所以不能维持于不坠的原因，认为法学会会员于文字无专责，每期论说译稿，皆以募化为事，材料必然匮乏，且敷衍塞责，文字亦无精彩，不待刊行。而续刊则可凭借修订法律馆的人才和材料，采择用之，必使《法学会杂志》常新久存。但该刊至1923年初即告终结。

　　《法学季刊》（《法学杂志》），1922年创设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此杂志由中英文两部分构成，中文部分名为《法学季刊》，英文部分名为《The China Law Review》，以符合比较中西法律、法学的蕴涵。时任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广州）大理院院长的徐谦书写刊名，并致发刊词云：“中国南部之讲比较法学者，当于东吴法科大学首屈1指。” 亦相信：《法学季刊》“必能有所裨益于法学”。[ ]（P1）1931年10月， 《法学季刊》改为《法学杂志》，为双月刊；英文部分仍为季刊。丘汉平、孙晓楼先后担任主编，吴经熊、盛振为、董康等人参与其事。该杂志可能是近代唯1以中英文同时印刷的法学杂志，其形式和学术水准，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吴经熊曾指出：此刊“逐渐地不仅在国内，而且些国外取得了1定的地位”。美国的罗宾吉大法官也说《The China Law Review》“掀开了中国法律文献的新篇章”，它反映了20世纪初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法律的变化情况。它“还刊登着对法律颇有见地的评论、关于法律问题的讨论以及有关法律史与哲学方面的……它是惟1的1份以1种以上语言发行的致力于比较法学的定期刊物。” [ ]（P69）

　　《中华法学杂志》，1930年在南京创刊，由南京世界学院中华法学杂志社编，谢冠生曾任主编。1936年起成为中华民国法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由中华民国法学会编委会编辑。1937年停刊。1年后，又复刊于重庆。1946─1948年转迁上海，由大东书局出版。中华民国法学会编委会，在不同阶段均由法政各学科的著名专家组成：夏勤（诉讼法学，曾任主任委员）、盛振为（民法学与证据法学，曾任副主任委员）、吴祥麟（即吴绂征，宪法学，曾任主任委员）、江1平（宪法学）、王龄希、燕树堂（法学理论）、卢峻（国际私法）、楼桐孙（法学理论与民法学）、管欧（行政法学）、费青（法学理论与罗马法）、何襄明（法学教授）、陈丕士、陈霆锐（英美法与商法等）、吴经熊（法哲学）、吴学义（诉讼法学）、吴传颐、李浩培（国际法）、史尚宽（民法学）、林纪东（宪法学）、芮沐（民法学）、洪兰友、洪文澜（民事诉讼法学）、张企泰（民法学）、张志让（法学理论与宪法学）、张庆桢（法制史与刑法学）、孙晓楼（法学教育与劳动法）、查良鉴（国际私法）、梅仲协（法学理论与民法学）、杨兆龙（法学理论）、杨幼炯（政治学与宪法学，曾任副主任委员）、戴修瓒（民法学）等。由此不难看出，该编委会聚集了当时法政学的名流俊杰。杂志各期所发表的文论，亦主要出自知名法学者（法学家）包括上述编委会成员的手笔。其间曾编发“欧战后新兴与共和国宪法专号”、“宪法专号”、“中国司法制度专号”、“中国法治问题专号”等。从编委会成员和大部分作者的学术造诣与地位，可以认为，该刊的确代表了近代法政杂志的最高学术水准，属于近代法政杂志的中坚。

　　2、近代法政杂志的起因

　　近代法政杂志为何纷纷问世以致达成大观之局？对此，人们当然可以用“应运而生”4个字来揭晓与交待。但这些法政杂志应何“运”（指时机）而生？为何此“运”来临而法政杂志必生？何“运”生何种法政杂志？诸如此类，仍是需要透析和解释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此所谓“运”，是近代各时期的重大法政运动或事件。这些运动或事件，是法政杂志纷至沓来的直接诱因。例如清末有预备立宪之举，遂有清末各法政杂志的兴办，如上海学者组织有宪政研究会，“及立宪诏下，于是复刊宪政杂志，以饷天下，将以磨上牖民，使愚者自明，柔者自强，可谓当务而知所急者也。” [ ]（P1）20年代的《法律评论》的创设，要因乃领事裁判权问题：“本刊诞生于民国12年，彼时正去华盛顿会议不久，法权调查团，方将来华，70年来中国所受领事裁判权之苦痛，1时有昭苏之望；顾所谓废除，所谓调查，均须以实际上中国之司法情形为依据，欲满足吾人之要求，必须作最大之努力，本刊问世之动因，要在于此。” [ ]（P1）1934年由南京“中国法治励行社”主办的《法治旬刊》，亦随30年代的训政与法治运动而兴。其发刊词曰：“本社诸同志盱衡时局，审察社会，鉴诸环境，揆度需要，始有本刊之发行。然则今日之中国，极为需要者何耶？……际兹内忧外患纷起迭乘之时，需要之重且大者莫过法治。”相比于教育、经济、农产，法治是纲领和国家图治之本。[ ]（P1）这即是说，中国需要法治，所以需要《法治旬刊》。

　　但是，归其根究其底，所谓“运”者，乃是“国运”、“时运”。自清末以降，中国的急务，莫过于在危局中求自保、自存、自强。在此萎败将亡的时代，法政杂志亦不能不承担救时救国和匡扶天下的重任。这乃是近代法政杂志频频问世的根本动因。1907年，湖南留日法政科者徐公勉，在为《法政学交通社杂志》所写的发刊词中，称“法政之学”为“救国之学”，他写道：“问今日有何种学科，可救我国之危亡，曰：法政也。”“救中国今日之危亡者，法政学科也。”那么，“法政何以能救我国之危亡”？徐氏认为，就学理而论，法政乃1国立国和长治久安的根本。因“有法政以为国家根本上之规定，范主治者、被治者、甲民族、乙民族于共同秩序中，君权民权于以调和，公权私权于以确定，涤除君主专制贵族专制之陋，人人从事于自由竞争，……。”再从我国情势与法政的关系看，思想学术界和朝野之士，多以为第1要务，或整顿军事，或整顿财务，或整顿教育，而法政1途“皆视为第2义以下之事”。而徐氏则诘问道：“岂知脱离法政范围，毫无军事、财务、教育之可整顿耶？！”他说：“盖法政者，为维持秩序之学，为万法汇总之学。无论何事，若非恃1定之法制以为保障，则无固定力、无继续性。”观今世文明各国，军事、财务、教育之行政者，“莫不在行政学范围中，以研究行政法规之适用；而行政法规之制定，又莫不在行政法学范围中，以研究行政上立法之原理。” [ ]（P1-4）此徐氏所以称“法政之学”为“救国之学”，亦所以欣喜于《法政学交通社杂志》之设，更所以寄语于《法政学交通社杂志》能够“遐思伟抱”，以法政之学救国家的萎败危亡。同年，另1份法政杂志《大同报》阐明其创办之因：中国“果无救亡之术乎？曰：立宪而已”。中国“若其不亡，则亦必改专制而成立宪，故曰：立宪乃所以救中国也。” [ ]（P3-4）两年后，《宪政新志》也说：“比年以来，中国先识之士，知专制政体不足以竞存于今之世，乃揭橥立宪主义，相与号謼于天下。” [ ]（P1） 所以，《宪政新志》亦崛起而加入“揭橥立宪主义”的行列。

　　1911年，正是清朝风雨飘摇之际，亦是中国危亡加深之时。值此之际之时，梁启超的《法政杂志序》有言：“今日欲求分科杂志之发达，则最要者莫如政法矣。”因乱局当头，“朝野达识热诚之士，日以宪政相呼号”。但宪政必以国民法律观念与政治能力为根底。“宪政政治，质言之，则法治的政治而已，人民的政治而已。人民非涵养于法律精神者深，则虽有良法，等于僵石。人民非感兴于政治趣味者厚，则虽予以参政权，亦弃置不用；即用矣，而终不能淬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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