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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在哲学范畴的唯物论这一框架下，在具体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华夏文明和具有古希腊哲学特征的西方文明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华夏的先民而言，考察和分析问题的界定源自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与“现象”认识，从考察和分析对象中存在的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关系间探寻、求索其“别”，来实现考察和分析对象和其存在的状态(自然和社会中的“物象”、现象)的分离和界定(者)。而以古希腊哲学为源头演化、发展的西方哲学，则是将考察和分析的对象首先界定在其微观结构的“元素”和“本质”上，假定一个“万物虽然性质多变，但实体却始终如一”的“一”，然后利用相应的方法论去探索、求证所假定的“一”的存在，并在具体的探索、求证过程中去衔接所假定的“一” (元素、本质)的“别”与自然和社会“物象”与“现象”的关系(方法论范式的实证)，探寻其“逻各斯”。
这样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内涵意义上，就产生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路径差异，并体现在文明演化、发展的路径和特征中，成为文明属性差异中的本质问题。在文明史的演化和沿革中，由于“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上考察和分析对象——“物象”和“现象”界定的取向不同(宏观、微观及视角)，在概念界定“别”的实现上也就存在了差异，并产生了相应的考察、分析对象——“事”探讨介入角度的差异，及其相应的方法论选择的差异。
这两个以不同哲学体系为特征的文明，在“书”(書)字的文字结构和哲学内涵上的差异还表现在其“一”(道或逻各斯)内涵的表述上。就西方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而言，在研究对象的考察、分析过程中，其研究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表达应用的是拼音词汇，词汇的字母及其由字母拼写构成的单词都脱离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与“现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考察和分析对象界定的词汇表达，在词义上还需要其他的说明和表述性的词汇给出说明与解释，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和研究范式上 的研究对象“别事”(者)内涵的概念，并构成其范畴的一个基本要素。
同时，由于在研究对象的“别事”(者)的界定上，其概念内涵总是和自然与问题的“物象”与“现象”间及其内部具有某种包含和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从而出现了所界定概念间的关系与联系，并因此构成了概念间的问题，形成其哲学内涵的另一个基本要素。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上，由于其源头上与相应的记录符号系统——文字，具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同源性，其指事、象形的“文”，具有表述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描述的概念属性。而形声、会意的“字”，其文字结构的搭配及取意的推衍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逻辑属性。如前文分析中的“聿”、“書”，以及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音”、“正”[19]等字。
这样，西学东渐哲学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表述的差异也就体现了出来。西方文明的拼音词汇中看不出考察对象的特征和属性，所以需要约定俗成的相关词汇来表述、解释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特征与属性，从而产生了其哲学基本要素的概念。同时由于考察和分析对象总是处于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的“物象”和“现象”的和环境约束中，涉及到了相关概念界定和概念间的关系演绎，从而衍生出了的另一个基本要素——逻辑问题。前文提到的这一相关问题，这里是其注脚。
而对于华夏传统文明而言，由于其文字本身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所以在方法论范式上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从而形成了华夏传统文明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式上的缺失。这一缺失构成了现代中西文明比较与衔接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演化和沿革史中，这一问题其实是自春秋战国以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春秋战国纷乱，文字的字形结构失去统一。秦汉间文字产生隶变，更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文献典藉被破坏(，《诗》、《书》、百家语)，致使文字哲学内涵的概念和逻辑属性丧失了[20]。这一丧失形成了后世对古典文献的歧义和曲解。这一歧异和曲解产生了汉时的所谓“古文”(以孔宅壁中书为代表的六经春秋文字)和“今文”(以汉隶传记的部分经典典藉文字)之争。在这一背景下，许慎作《说文解字》，希望澄清这一相关问题。无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文字的结构和释意的缘起叙述简略。在其后二千年的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后人没有再走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路子，整理和修复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未竟的工作，而是仅从许慎《说文解字》的释意中再去阐发其释意，以致于文字内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及其相应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再也无从寻觅。这一文明史演化和沿革中的遗憾，造成了华夏文明文字概念和逻辑属性的缺失，以及相应的哲学内涵的无从恢复和还原等问题，这应当是后人的遗憾。
五、结语
通过前文的叙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华夏文明创造的同源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文字，其文字的字形结构与取意具有内在的联系。仅就本文探讨和分析的“书”(書)[21]字而言，从甲骨文的“肀” 和“”、周秦的“”到汉隶的“書”，都对现代应用的“书”字的概念和释意构成了影响(字意的限定和扩展)。因此，对文字的字形结构和演化、沿革史的研究，整理和比较文字释意的演化、发展历程，对于正确解读和阐发华夏文明的传统精意，准确、完整地解读和诠释华夏文明经典典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不但关联影响到文字结构和释意演化、发展的历程，而且关联影响到对相应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藉文献的解读和诠释。战国以降，对前人文献的曲解和歧意，其根源大都在此处。
一个文明在其演化、发展和沿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典藉，包含了该文明对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物象”和“现象”观察、思考形成的经验、认识和精神思想的优秀成果，是一个文明演化、发展的基础和精神食粮。国外的宗教文明和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方法论范式，对传统典藉的研究和社会实践操作的借鉴继承，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世代相因的宗教教义和自然法)。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历史演化和沿革中，历代对于古典文献研究的重视和经典典藉在社会实践中地位与社会意义的认定，也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演化和发展，以及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华夏文明传统的众多领域中的问题和西学东渐的相关内容已经有了百余年的交融。在这一趋势中，社会实践和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都不是国策。这就给现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评价、鉴别自身的文明传统，比较、鉴别、借鉴其他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在社会政策实践操作中给予有效的配置。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已经是一个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国策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