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启蒙运动 基督宗教 人文主义 美国国(2)
2013-05-13 01:07
导读：同洛克一样，卢梭作为当时人文精神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其与基督宗教精神的密切关联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对人的精神的珍视，同对人的情
同洛克一样，卢梭作为当时人文精神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人物，其与基督宗教精神的密切关联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对人的精神的珍视，同对人的情感的探索，同对人的精神和情感最深之处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感的体认，有一种几乎是必然的关联，这一关联不但在卢梭学说中，而且在稍后的施莱尔马赫学说中都得到了体现。
1755年，在葡萄牙里斯本发生伤亡惨重的地震之后，伏尔泰写了一首题为《里斯本地震》的诗，向由英国诗人蒲伯通俗化了的莱布尼茨的基督教“神正论”发出谴责：
呵，深刻的空想！呵，学究的梦！
上帝手执这条锁链，可他从未被束缚；
全靠他善意的选择，一切都是命定，
只有上帝自由而公正，他从不通融。
我们干嘛要忍受这样一位严明的天公？（注：转引自卡西尔：《卢梭、康德与歌德》第44页（刘东译，北京三联，1992年）。）
卢梭为了“卫护神明”，写信给伏尔泰说：“蒲伯的诗减轻了我的苦楚，并使我充满耐心，而你的诗却使我更加椎心泣血，并迫使我反对上帝；它使我失去慰藉，并且濒于绝望。你所证明的，和我所感受的，是多难思议的对比……形而上学的种种诡谲，片刻也无法诱使我怀疑自己灵魂的永存和精神的上帝；我感受它、坚信它，我向往它、期待它，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捍卫它。”（注：卢梭：《通信集》，卷2，页324。（同上书，第45页。））这是在一个严重时刻的一场严肃争论之中，在对启蒙运动思想巨匠伏尔泰写的私信中的自白，应能代表卢梭内心真正的对上帝的态度。
卡尔勒（E.Cassirer）（注：国内不少人译作“卡西尔”。他不但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是启蒙运动思想史方面的专家。）曾指出，人们对卢梭的宗教理论常常作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有人认为他是基督教的反叛者、信仰的敌人，有人却认为他“顶着那种统治十八世纪的对理性的狂热，重新发现了宗教之无与伦比的意义”。“一方面，人们曾经认为，这位思想家不仅忠实地维护了新教的传统，而且在一种更为深刻和纯粹的精神意义上重建了它；而在另一方面，人们也曾把他看成天主教徒，甚至还试图把他看成发轫于十九世纪的天主教‘复兴’的先驱。”（注：同上书，第52页。卡西勒承认，后一种观点的论证者马森对卢梭的宗教理论的论述“最为全面”，“考察了卢梭宗教观念之发展的每一份史料。”（同上。））但是，一般的“批评家们”都不会否认卢梭具有真诚的宗教情感。而且，只要专心研究卢梭的宗教哲学代表作《萨瓦亚牧师的信仰告白》，就可以从他自己明晰的论述而对他的宗教观得到澄清。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卢梭认为，宗教的基础乃是“内在的灵光”或“神的召唤”，这些东西表现为当下的情感或“天良”。所以，他反对对外部权威的依赖，即使是圣经的辞句，由于对其解释的纷繁会造成分裂，也不能成为唯一的权威。如果人类只聆听上帝的声音，仿佛神就在人的心里说话，那么，世间就会有一种单一的宗教。为了避免他所谓“情感的”宗教因不同人的不同感觉而变成“溺于情感的”宗教，卢梭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即自由。在纯粹的情感之中，在压倒人的激情中，人是被外在的东西所限定，臣属于它，受制于它，即没有自由；只有摆脱了这些东西的自我，自我的初始活动，才是自由的。“自我的这种自发性，而非其接受性，才是神性的标志。谁不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谁就会被完全拒之于上帝的门外。”（注：同上书，第56页。）用卢梭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什么物质性的存在是自身活动的，但我是。……我的意志独立于我的感觉；我赞成或者抵制，我败北或者得胜。……当我屈从于诱惑时，便只是在外部事物的强制下活动。而当我为这种软弱内疚时，便是在聆听自己的意志；我的恶习使我沦为奴隶，而我的悔恨却使我成为自由人。”（注：《萨瓦亚牧师的信仰告白》（出自1762年的长篇小说《爱弥儿》，转引自同上书，第56页。））一般学者常将卢梭的宗教观点说成情感主义的自然神论，而卡西勒认为这“不可能也不可信。”同上书，第57页。）
其实，卢梭对自由的自我的描述，以及他对“天良”的重视，十分类似康德，乃是一种宗教认识论，即通向对上帝的认识的途径。至于上帝本身的性质，他并不像真正的自然神论者那样，认为上帝是丝毫不过问世事的“钟表匠”。因为“自然神论”的与世无关的上帝，不会成为康德所谓“福与善结合”的终极保证，也不会与卢梭关注的人的天良和行动的诫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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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卢梭也宣称，世界的形成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原因，正如《伊利亚特》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作者一样，尽管卢梭还说过，当他与自然直接沟通并倾听其话语时，总会有崇仰上帝的真诚愿望，他不喜欢在室内祈祷，而喜欢在欣赏上帝的创造物时默念他；（注：参见《忏悔录》，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但他也绝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因为在他看来，上帝不仅是自然世界的创造者和维系者，而更是“目的王国”的统治者。他说过：“我肯定地知道，他存在，而且他的存在是独立于他的任何造物的。我还知道，我的存在是依赖于他的存在，我所知的每一个存在物也处于同我一样的境地。”（注：㏄rofession﹐f〧aith﹐f゛㏒avoyard￢icar,ゝrom㏕he㏄ortable〦nlightenment㏑eader.(Isaac㎏ramnick〆d.㏄enguin〣ooks,1995,pp.134～135)）同时他又说过：“再没有谁，能比我更真诚地崇奉《福音书》；我认为它是一切书籍中最为崇高的书。……（但是）我们必须不是在一本书的字里行间，而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寻找上帝的法则。在这里，上帝已经写下了箴言：‘人啊，不管你是谁，去反躬自察，学会询问你的天良和本能吧。这样，你就会善良、公正、有德，在你的天主面前低首下心，在他的天国里永享至福。’”（注：卢梭致威恩的信，1758年3月25日，卡西尔前引书，第65～66页。）
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常常读到的关于卢梭是自然神论者或泛神论者之说，是何等的片面与不可靠。实际上，他的思想的最深厚背景，依然是基督宗教（不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基督公教）。而且，在他的宗教思想中起作用的理性，也绝不象我们常常读到的那样是与宗教对立的狭隘的理性，甚至也不是为传统宗教辩护的狭隘的理智性的理性，而毋宁说是道德理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实际上，以上关于卢梭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观念的关系，关于其思想中的基督教背景，关于其宗教思想同自然神论和泛神论的关系的几乎所有结论，都可以应用于另一位启蒙思想大师康德。我们的篇幅已不允许再来详细引证康德的著述。在此可以补充的一点只是：众所周知，康德的著作远比卢梭更严谨、更明确、更广泛也更深入地论证了启蒙运动时期及其之前的“理性主义”之狭隘或局限性以及宗教信仰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基督宗教的三大命题——上帝存在、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而这一点也是我们的学术界以往曾大大忽略的。至于康德通过最精密的论证确立了自由作为人的本质，人本身作为目的的地位，从而成为继洛克和卢梭之后人文主义最杰出的思想家，这一点当然不待多言。需要强调的只有一点：在这三位思想家那里，基督宗教精神同人文主义精神都不但不曾冲突，而且是相得益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