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启蒙运动 基督宗教 人文主义 美国国(4)
2013-05-13 01:07
导读：但是，人们也许正在逐渐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这些原则进行论证的人文主义，有一种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精神背景，即基督宗教的精神资源
但是，人们也许正在逐渐忘记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这些原则进行论证的人文主义，有一种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精神背景，即基督宗教的精神资源。那种资源是这些原则的内在灵魂，是这些原则的生命之源。
“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表明，人的各项权利之所以不可让渡，乃因为它们是上帝的赐予。（注：参见“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和第二段。）这不但表明理性论证需要有某种第一原则作为基础，而且表明这基础只能出自某种信仰。那么，美国国父们的信仰是怎样一种信仰呢？
在为宗教宽容和宗教自由辩护时，杰斐逊写道：“良心的各项权利，我们从未让渡，我们不可能让渡。为了它们，我们要向我们的上帝负责。”（注：㏕homas㎎efferson:㏕he㎞otes﹐n￢irginia(Enlightenment㏑eader,猵.160).）在谈及一些人认为他反基督教时，他表达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看法：“我确实反对基督教的种种腐败；但是绝不反对耶稣本人的真正教训。我是一个基督徒……真诚地依从他的教义，甚于其他的一切；将人的所有精华归诸于他；并相信他从未要求其他任何东西。”（注：〢㎜etter﹖o〣.㏑ush,㊣bid,猵163.其实按照基督教传统说法，耶稣还要求人相信他是上帝差遣而来。杰斐逊认为耶稣的神性或其与上帝的直接相通对现代观点而言是“陌生的”，纯属对其教义的内在价值之评价（见其㏒yllabus﹐f゛n〦stimate﹐f﹖he㎝erit﹐f﹖he〥octrines﹐f㎎esus,㊣bid.猵p.165～166.）。）这只是一个例证，说明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不论多么缺乏传统的气息，还是有一种内在的基督宗教精神在支持他们的事业，构成他们理念的基础，而这种精神在他们的思想中是与人文主义完全一致的。
另一位美国原则的创始人，堪称全才的富兰克林，则在回答友人关于他信仰的问题时写道：“我的信条是这样的：我相信唯一的上帝，即宇宙的创造者；他凭着他的神意统治宇宙；他应该受到崇拜；我们献给他的最为可取的侍奉，是为他的其他儿女做好事；人的灵魂是不朽的，而且将根据它在此生的行为而在彼世受到公正的对待。我认为这些乃是所有健全宗教的基本原则。……关于拿撒勒的耶稣，我认为他留给我们的道德和宗教的体系，乃是这个世界所曾见过或所可能见到的最好的体系。但我认为它受到了各种不同的腐败污染，……而且我对他的神性有一些疑惑，虽然这是一个我未下定论的问题，也还未曾研究过它。……然而，我看不出相信它有任何坏处，既然这种信念有好的结果，可能使他的教义更受尊重和更得遵行。”（注：〣enjamin〧ranklin's㎜etter﹖o㏑ev.〦zra㏒tiles(1790),㊣bid,﹑p.166～167.）由此可见富兰克林的宗教观点十分接近杰斐逊。至少，其与传统基督教的距离，并不比与纯粹自然神论的距离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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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76年就进入美国精神之中的启蒙运动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能够经历其后的二又四分之一世纪而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根源不能仅仅到之前的一百年启蒙运动史和三百年人文主义史当中去寻找，而应到将近二千年的基督宗教思想史当中去寻找。
还有一点应该强调的是，现在美国史专家越来越多地发现，有一种远比启蒙运动更早和更深的影响，渗透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中，那就是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可臻至善的观念，并没有取代清教徒强调的人皆具有罪性的观念。因此，从表面上看，美国革命的思想确实是接受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理性主义，但是从深处去看，基督教思想中对人性堕落的警觉仍然在继续发挥作用。美国国父们1787年在费城草拟宪法时就带着这种对人性幽暗的意识，因此他们对新国家的理想主义并不脱离对人性的现实感。对此，英国史学家布莱斯（㎎ames〣ryce）写道：“美国政府是这样一批人的作品，这些人相信人的原罪，决心对犯规作恶者关上一切他们有可能关上的大门。……美国宪法的目标，看来与其说是要靠得到一个好政府达到一些共同的大目标，还不如说是要防止那样一些坏事情，那些坏事情不仅会来自一个坏政府，而且会来自任何一个强大得足以威胁原来存在的各个社群和公民个人的政府。”④（注：㎎ames〣ryce,㏕he〢merican〤ommonwealth(New℡ork,1889),vol.Ⅰ,p.306.）
在对美国宪法制定影响甚大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Papers）中，被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逊（㎎ames㎝adison）写道：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性，必须正视人性的丑恶面，“政府之存在不就是人性的最好说明吗？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天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④正因为有这种源于基督宗教的现实而清醒的人性观，美国国父们遂致力于防止政府权力集中，因为集中于个人会导致独裁专政而压制所有人，集中于群体会造成集体专政而压制少数人，所以必须采取“权力分置，互相制衡”的制度，使各人的自私自利可以互相牵制抵消而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显然，其中既有清晰的理性论证，更有基本的人性判断，而这种对人性堕落与罪性的清醒判断，则同早期美国清教徒社会热烈而单纯的基督教信仰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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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革命在十八世纪末期爆发之后的过激和因之而来的恐怖、短命和反复动荡。
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中，法国有最为悠久的历史，最为灿烂的文化传统和最先觉醒的民族意识，并且在综合国力方面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法国革命由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财政、阶级对抗等等原因而于1789年爆发之后，很快就演变为激烈的群众煽动和阶级仇恨，“接着又是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造成了革命法庭判罪和处决了大约两万名男女，在狱中杀死的又有两万人”，（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25页。）最后发展到革命领导人本身也被不断地推翻和处死，（注：即史学家所谓“革命吞噬它自己的孩子”。）由此而使全欧洲空前震惊，并以拿破仑帝国的专制和王室的复辟而告终，不得不把法国社会所需的诸多改革推到十九世纪去完成。
同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一样，法国革命的领导人，也可以称为启蒙运动之子，同美国国父们一样，他们也把“公民”、“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博爱”这类启蒙运动的理念作为自己事业的目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场相去不远的革命竟有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当然，原因是多重的、复杂的，既涉及
国际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大背景，又涉及单个领袖的气质、思想和作风，群众的集体心态，甚至涉及历史的诸多偶然因素。对此已有无数的
历史学家作出了无数的论述和解释。在这里，我想只就我们的主题，提出也许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即，这两场革命的领导人和参与者对于基督宗教、对于基督宗教与人文精神之关系的理解和态度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