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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启蒙运动 基督宗教 人文主义 美国国(3)

2013-05-13 01:07
　　2．当然，我们不应也不会无视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对基督教会的抨击，其中最突出也传播最广的，是另一位思想大师伏尔泰。众所周知，伏尔泰猛烈抨击的对象，首先是天主教会。
　　在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漫长时期的每一阶段，天主教会的确显现诸多弊端，所以遭到了从思想言论到行为体制上的诸多抨击。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既有在活动上与教会人士紧切合作的一面，又有在思想上不满教会统治的一面，更有在言论上抨击教会腐化的一面。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家们先是在思想上质疑一些旧的教会传统，继而在言论上提出诘难，最后更在行动上反叛天主教会，建立一种新的教会制度。在科学革命时期，尽管不少新的研究证明，一些广为人知的科学家（如布鲁诺和伽利略）与教会人士冲突的事件，实际上是许多不同因素所造成，（注：除了前一节引用的一些著作，韩梅尔（〤harles〦.〩ummel）著，闻人杰等译的《自伽利略之后——圣经与科学之纠葛》（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2002）一书，一面论述了圣经的自然观与各门自然科学的关系，一面更历述了伟大的“基督徒科学家”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和帕斯卡等等的精彩故事。该书用详实的史料证明，伽利略案件，“绝非如世间所传，仅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单纯冲突所致，它是在官僚政治的压力影响下，个人和门户之间的傲慢、嫉妒和野心，所交织而成的一场复杂权力斗争。”（第151页），“而真正策划将伽利略弄下台的专权主义，正是统治大学教育的亚里士多德科学观”。（第159页。））其中最深层的是旧科学观点对新科学观点的压制和一种宗教观点对另一种宗教观点的压制，然而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压制与教会将科学观点与神学观点相混淆有关，尤其是与教会企图用外力手段求得信仰一致的压制思想自由的机制有关。教会的这类机制和其他容易滋生腐败的制度，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未消失，尤其是在当时最大最强的天主教国家法国还很有势力。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宗教方面的旧制度，乃是社会方面的旧制度的组成部分，还是政治方面的旧制度的支撑力量，因此，在邻近的瑞士（注：有趣的是，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领导了宗教和社会改革，其追随者在法国却遭到天主教会的迫害并引发了内战；瑞士人卢梭为家乡的共和政体而自豪，却在君主专制的法国成了万众景仰的导师。）、荷兰（注：荷兰曾经是法国在经济上的对手，而其宗主国西班牙曾经是法国在政治上的对手。）和英国（注：作为法国长时间的对手，英国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变革是它日益上升的根本原因。），以及德意志各邦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均发生了巨大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启蒙思想家们均很赞羡的英国制度明显成功的对照下，天主教会必定会成为法国思想家们眼前最触目的一道阻碍进步和保护旧事物的屏障。所以，伏尔泰在高呼“打倒丑恶”的时候，会把教会列为首要的目标。关于这一点，以及其他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一些百科全书派学者）在这方面的言论，在我们几十年来的出版物中已随处可见，在此不必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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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注意的与本题有关的一点是，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作为天主教徒并不反对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的改革家们作为基督徒并不反对基督宗教，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家们作为基督徒或上帝的信徒，并不反对基督宗教或否认上帝，同样，启蒙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除了霍尔巴赫之类极少数的例外，也并不反对作为精神信仰的基督教——姑不论法国以外的西方各国思想家（前面提到的洛克和康德只是其中两位代表）很少有猛烈抨击教会的著作，即使法国思想家当中那一部分猛烈抨击教会者，也并非全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注：否则，我们会很难想象这样的一幅启蒙时期的景象：“萨尔斯堡大主教的书房里有伏尔泰和卢梭的胸像，所有的沙龙里都有教士的踪影。教士和律师、医生、王室官员以及当地贵族和有钱商人，构成了波尔多和狄戎等地外省学术团体和文学会、读书会的成员。”（《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72页。））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我们已经指出，卢梭不但不是无神论者，而且同自然神论也颇有距离，只不过是对上帝特别是认识上帝的方式或途径，有自己独特的理解而已。这话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用在伏尔泰身上。伏尔泰有一次同朋友们促膝畅谈，通宵达旦，遂出外散步，观赏日出。当他偕友人登上山顶，远望旭日东升、彩霞满天之时，禁不住发出肺腑之叹：“我不需要什么证明，这就是证明！”他所谓证明，指的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注：参见利文斯顿（㎎.㎜ivingston）：《现代基督教思想》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布洛克也说：伏尔泰“一生保持了他对最高存在的信仰，也就是对一切事物的创造主的信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82页。））总而言之，伏尔泰之类思想家所抨击的，是我在“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一文中所说的与基督教（Christianity）有别的旧体制形式的教会。而他们自己则各有程度不同的信仰和对上帝的不同理解。
　　我们当然也不会忘记，所有这些思想家，几乎都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和促进者，所以他们抨击教会，是因其体制中有不符合人文精神的陈旧因素，而他们之所以不反对基督教，则是因为基督教与人文精神的一致，甚至还是真正人文精神的神圣支柱。
　　3．布洛克把康德称为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思想家”，⑤（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第117、120页。）他还提醒我们说：在康德“写他的三大批判的时候，美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法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哲学家们在应用批判理性和提倡自由时，他们自始至终都是怀着要产生实际结果的目的的。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引起了他们殷切的期望。甚至在独立战争得到胜利之前，杜尔戈（注：〢.㏑.㎎.㏕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科学农耕，税收改革。古典经济学先驱之一。）就写道：“美国人民是‘人类的希望；他们很可能成为人类的表率。’”⑤
　　确实，由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推到顶峰的人文主义理想，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实现机会——在一个没有传统的历史包袱制约，远离复杂的欧洲民族关系，由彼此平等的难民移民组成的全新社群中，按照三百年来无数思想家所论证过的理性设计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机会。美国的国父们，也即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都是启蒙运动理想的传人。他们把人文主义的精神原则，如人权、平等、自由等等作为立国的目标，使之在社会政治的实际生活中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杰斐逊、亚当斯、华盛顿、富兰克林和汉密尔顿等人的这项事业，即使不是十分完善，在人类历史的类似运动中却堪称最为成功。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原则在两百几十年后仍然坚如磐石，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许是以往几百年来的人文主义对这些人类理想进行了无法反驳的理性论证。那些论证是这些原则的坚强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