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从事研究中国传统的我，每每诵读陈寅恪的(2)

奶奶最高明的智慧表现在对“圣人”的评价上。当时颇听老师话的我，奉命从报纸上摘抄“批林批孔”的文章出板报。林彪该人她知道，画像上见过，从面相方面自有她的见解，说林的泥丸[20]散光，印堂凹陷，官命不达济。可孔老二是啥人，她不知道。满口“批倒、批臭”、“遗臭万年”的我，道出孔老二即为孔子时，奶奶先是大惊失色，一脸恐惧，后来又是不可理喻的讥笑：“圣人就是圣人，先知就是先知。老蛮子连圣人都不要了，戛雷尔[21]。”唐山大地震，似乎是《可兰经》所揭示的，她悲泣：“安拉的大限要来了吗？人哪，印萨尔[22]哪，代海里[23]短的很吶，凡人的光阴短，圣人的光阴长。安拉创造发赖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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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到麦加朝觐瞻仰圣陵作哈吉。这是她的五功（五番乃麻子）念，礼，斋，课，朝中不得不少的一功，为此她悲伤一辈子：“数迷透咧[26]，仇人堵失蛮[27]横道，我的蛊拿哈[28]啊。

奶奶给我最大的人生观启迪：人是观念的产物，人为观念而活，并在此观念引导下而死。由此推导出人是为了信仰而活的。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没有灵魂的迷途羔羊，一个没有坚贞信仰的是注定要消亡的。虔敬、圣洁的伊斯兰信仰让她这么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天下熙攘、干戈不戢的状况下，坚信主的正道，力行善事，喝斥不义，棒打邪迷孽子。即使饥肠辘辘、食不果腹，即使穷得叮当响，可虔诚的信仰使得她活得通达、乐观。不能说，所化之人的苦痛在她这样的小人物身上不存在，只不过存在的样式不同而已。真正的之根脉存活在普通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伦理念之中。研究哲学倘若不研究百姓日用的活生生的生活状况和状态，将真实的生活抽去，那么哲学只落下空洞的苍白的文字概念，其存在的根基也就蛀空悬置了。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新式学校里，我接受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同老旧封闭保守的伊斯兰化的家庭生活及教育，完全背离。我的童年乃至青年时代，就是在近乎断裂的两种文化背景中困厄地走过来的。伴随我成长的是一首流传颇广的顺口溜：“沙枣花吊锤锤，磨老刀杀回回”。我的对哲学、宗教的兴趣不单纯是为了谋生混日子打发光阴，而是在特定文化背景折射下的对“传统文化之根”的追溯、寻觅。

回民是什么？穆斯林的天职是什么？这些我都不需要从书籍资料中去查找界定。在艰辛的成长过程中，我深切体验到 “回民”不光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作为这一文化符号本身所蕴涵的隐喻。从人们失窃遭盗首先对回民投以的质疑鄙夷目光，从有名的“塔基亚原则”[29]到日常特定指谓用语“贼回回”，其意即和狡诈油滑的奸商、保守的愚昧的无知无识的信徒、贫穷的落后的懒惰的野蛮人，不食动物血的腥膻臊味的傻子……联系在一起。一个“中国的低智商的劣等民族”就这么被一些人心领神会、心照不宣地含蓄地定义了。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回民更是和伊斯兰恐怖分子，和本·拉丹扯上关联，又凭空增添了“极端恐怖、走私贩毒”等恶名。

作为穆斯林，我是没有选择的，按照伊斯兰的教仪、教规，我从娘胎出生七天内被起“经名”了。我的阿拉伯经名叫赛里曼，是阿訇对襁褓中的我念两种宣礼词经文后从伊斯兰教所尊崇的“圣女”的名字中精选的，这表明我已被召唤到清真寺进了礼拜殿的大门，此后是当然的穆斯林了。此乃预示我从出生之后就已置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之下，理所应当地顺从伊斯兰文化关于做人的教律，指引一生的成长。赛里曼是圣人穆罕默德的妻子，当然，教长和家人为我起此“圣名”可能有希望我出类拔萃、富贵显赫的含意。我是回民，从小到大持之以恒地学习，努力、勤奋、刻苦，踏踏实实地作事，老老实实地做人。虽不敢自诩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毕竟《可兰经》、《圣经》是熟知的，并认真研读佛经，道经，经典，西方的文化思想史也是略识宗源。在真正崇尚知识学问、尊重教师的伊斯兰教的文化世界里，我是没有自卑心的，因为回民人的价值理念遵循《可兰经》垂训：“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在这一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知识优于聚敛财富”，“没有文化，就好比一个人不穿衣服，没有脸面一样”。奶奶向来以她的知识财富而眉飞色舞，意气风发。这一点，我极像奶奶。

理性地解读《可兰经》并客观看待伊斯兰和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是我们这代学人面临的内在外在要求。《可兰经》是生活在中东地带的诸多阿拉伯游牧部落中的一支，用自己的本地方言（古来氏人的方言）对《圣经》的另一诠释，这一诠释的最终完稿（欧斯曼定本）遂于公元六世纪在中东半岛引发了一場意义重大的“革命”。它将阿拉伯语文正式载入人类文化史册并享有盛誉。给分离散乱、互相残杀、野蛮成性的阿拉伯人一个团结的名号和一面文明的旗帜，使之成为坚强、开化、爱好和平的民族。阅读比较有关《可兰经》、《圣经》诠释学文本，以及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的关注，如何诠释经典以及用这种诠释结果当下现世生活，如何界定诠释文本与信仰的理路（中国穆斯林面对日趋严重的西化，其年轻一代的人生价值理念和伊斯兰信仰存在不容忽视的张力矛盾），成为人们思考的关键。伊斯兰教靠一部公元七世纪下半叶形成的“沙里亚”（伊斯兰教教法），解决了一个没有世俗、法院、教会、神职人员的现代国家所面临的纷乱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其独有的“公议”（伊知麻尔）和“类比判断”（ 格亚斯）方法，或许能给以我们智慧的启迪。正因为有了此两种诠释方法，《可兰经》教义便成了永不闭合的书。

少年时也曾浅陋并理直气壮问那些对回民抱有成见的人：“您能为自己的鄙视、藐视、轻视做出合乎历史的证明吗？难道就因为我的先祖曾经骑着马拉着骆驼赶着骡子毛驴穿梭在中亚、中土经商做买卖不光彩？难道我的先祖开辟的丝绸之路没有文明之光？你能说唐太宗的通关文揲有阿拉伯文仅仅是为了回回口袋里的金银元宝？你又怎么能说元世祖虏掠的中亚、中东艺工都沦落为下贱的回回奴隶？你能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瑰丽灿烂的文明中没有伊斯兰文明？”

然而，这种高昂的浪漫的论辩并不能改变世人审视挑衅的目光。随着生活俗世化的滥觞，理性主义的抬升和信仰的淡化，“安拉”――有信仰的穆斯林的真宰，得在本来已经世俗化严重的国度接受更加严峻的诘问质疑。

诚然，回民之境况，即受到的歧视、不公平对待与历史有关，亦与回民自身的教化、素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明清以降，伊斯兰教的儒化，花了大约五百年的时间，中国的穆斯林接受了先秦孔孟的学说，将伊斯兰教义、教理与儒家的纲常伦理予以对话交流，创造性地解决了依据《可兰经》制定的伊斯兰法律与大明、大清王法的律令、法规之间的对立冲突。并吸收兼并了中华大地上的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若干义理来阐释伊斯兰教义，顽强地保留了阿拉伯生活习俗和伊斯兰信仰。一个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便是，所谓向以武力传教的伊斯兰教（这种说法值得质疑、考量）并没有在中国使用一兵一卒，而是一民间的和平传教过程，犹如杜甫诗中所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为广大回民穆斯林顺势应时地生活在中土，流布散播宗教信仰，发挥了精神支柱的作用，也为中华文化的弘扬广大，增添了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