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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阳明先生身上之所谓“第三变”或者尼采之所谓“孩子精神”?“只有少数几个哲学家例外,他们代表自己、自我成长,只有他们才配称之为思想家”(尼采语)。就拿儒学来说,从根本上讲,它乃是所谓“为己之学”。它需要惊诧和好奇,需要有问题意识,就像一个孩子面对这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一样,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而是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嘴巴来说话。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人吧。那么何以尼采要“孩子”来譬喻哲人?而且哲人似乎也同样习惯于用“赤子”来作喻,这又是为什么呢?一个乳嗅未干的孩子又能懂什么?对此,大家陶行知先生早年曾作过这样一首打油诗《小儿不小歌》:“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谁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殊不知,小孩好像比之我们成人更接近哲学家,此正是孔及以太史公司马迁之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的“来者”希望之所在。有时候孩子们狡猾得更像是一只只狐狸,大人们不要指望去猜透他们的心思,就像非哲学的大多数人(the unphilosophical many)费劲去揣摩极少数哲人的思想一样。
如此看来,阳明先生之所谓“三变”显然正可比照尼采之所谓“三种精神”。但问题却是,当下缺少的不仅只是“骆驼精神”,而且也同样缺少“狮子精神”;当然更不消说是“孩子精神”了。而牟宗三先生之所谓“没有圣贤的时代”以及没有大师的时代,大概就是指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们没有这三种精神,也没有经历过甚至也还可能没听说王阳明思想的“三变”吧?无论是前“三变”,还是后“三变”。
近来学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从事国外哲学名著的人总是在其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中大谈中国哲学问题,好像自己移译了几本著作便对古今中外的哲学无一不晓,无所不通了。动辙便溜出几句孔子的话来狗尾续貂、附庸风雅,甚至还要继续大谈“中国在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但要知道,中国的确没有黑格尔等西方现代意义上之所谓“哲学”,而且这样的哲学早在黑格尔那里便被定格为终结了。而且黑格尔讽刺和挖苦过孔子思想的话,不正可以证成孔子和老子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么?要知道,在的起源之处,“苏格拉底之死”乃是一个最紧要也最本真的问题;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却活了。西方哲学乃是一门有关于死亡的技艺,就像是基督教之关于上帝之说;而中国哲学则是一门有关于生活、生存和生命的学说,不要忘了——“生生之谓《易》”。而且尼采早就公开宣布说,“上帝死了”。但问题却依然是,“孔子死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中国的哲学乃是一门政治哲学而且也只有从孔子和老子之活中才能真正找到其根源之所在,正如“苏格拉底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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