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

「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人們相信，模範人物的思想與行爲能够起到勸導與激勵的作用。這些模範人物可以是古代的，也可能是六十年代的雷鋒。一個行爲楷模不僅受欽佩、具影響，而且必須具有相當明顯的感召力。

人們在尋求榜樣時，主要根據其知識傾向、認同感、歷史理解力、個人境遇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在當前中國，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與政治污濁等，無不令人想起國民黨時期，而知識分子則很容易爲四十年代的先賢所激勵。抗戰期間，除了西南聯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或「聯大」）之外，公共知識分子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聯大師生的直言不諱，使該校贏得了「堡壘」之美譽。

本文考察了聯大知識分子能够扮演其角色的歷史條件，並提出一些相關的問題，即聯大模式對1949年之後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

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

1938至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在昆明組成戰時聯合大學。聯大象徵著中國學院知識分子的决心：保護中國珍貴的學術資源免受戰爭破壞、保持自由之明燈在日本侵略的黑暗歲月裏燃燒不息、爲戰後的領導階層培養後進。和戰時其他大學相比，聯大最大特色是師生都享有超常自由，無論其表達的觀念所涉及公共領域之廣泛性、還是所針對公共問題之重要性。

聯大的教員們在課堂以至各種論壇上都宣傳他們的觀點。同樣，學生們則參與各種社團的活動，從官方發起的三青團到共産主義陣營的社團群社。這些學生社團經常定期地邀請一些教授在晚間演講，發表學術觀點和對公共問題的看法。一些具有政治意識的教員還有他們自己的講壇，如「十一社」﹙推十合一謂之「士」﹚。學生和教師們公開參與各種政治團體的活動，中國共產黨則通過地下支部在聯大活動。校園到處都張貼著「大字報」。儘管學校周圍的許多茶館裏，墻上都貼著「莫談國事」之類的告示，但對一些敏感問題的討論依然熱烈。

除了爲報刊撰寫文章之外，聯大教員有時也出版自己的期刊，如《近代評論》、《當代評論》及《自由論壇》等。在這些刊物中，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大量的問題展開了辯論：爲了戰勝日本，中國應該與西方民主國家還是蘇聯結盟？蔣介石國民黨獨裁政權是否能改良，或應被一個更爲自由民主的政府取代？聯大應與普通大學一視同仁，還是當擁有與其精英地位相應的特殊待遇？將大學遷到農村，建立兼讀制度以打破知識分子和農民間的隔閡，這些決定是否應通過？如果要使中國富强，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甚麽其他可選擇的道路？

昆明的知識分子極少為意識形態所桎梏。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新馮友蘭摒棄「楷模」的傳統觀念，而提倡「學術專家」的西方模式。賀麟拒絕以體用觀念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現代化，而贊成用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提出的研究範式。曾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的自由主義者潘光旦，主張婦女的地位應表現在家庭之中，這一觀點則遭到「戰國策」派創始人、雲南大學林同濟的駁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保持著高度的寬容、文雅和互敬。錢端升主編的《今日評論》具有中間道路色彩，卻接受主張法西斯主義的尼采專家陳銓的論文。而同樣刊載過陳銓論著的右翼刊物《戰國策》，亦給沈從文留出空間，讓他作出「只有民主科學、而非英雄崇拜才能救中國」的回應。《戰國策》同時還發表中左翼教授費孝通、曾昭倫等人的論著。《今日評論》的主編錢端升則歡迎那些反對其開明專制主張的師生們投稿。

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視之為責任，而西方自由主義者則看作是權利。不論是責任抑或權利，在聯大這一共同體內，許多成員都把自己的看法說出來，且為所有的成員認同。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繼承了蔡元培的精神遺産，强調學術的多樣性、對異端的寬容及學術自由，概言之，就是「兼容並蓄」。這些觀念，結晶於蔡元培時的北大，同時也成爲清華和南開的共同財富。

從北大「五四」模式出發的聯大

儘管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從「五四」先驅者那裏繼承了許多精神財富，而他們在諸多方面也表現出與新運動模式的不同之處，並進一步擴充了其內涵：

1、蔡元培式的學術自由的基礎，是學術與政治的嚴格區分。他在給林紓的回函中，强調了公開表述與私人表述之不同。公開表述只涵蓋學者的職業權限範圍，而私人表述則可以包括一切話題。聯大沒有把諸多限制强加給他們。事實上，聯大最主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大多集中於社會科學領域：張奚若、錢端升、王贛愚及羅隆基在政治學系，潘光旦與費孝通在社會學系，而伍啓元與楊西孟則在經濟學系。

2、在聯大組建的時候，蔡元培的學術自由主義不僅被北大視爲遺産，而且也為中國界廣泛接受。蔡元培關於寬容、多樣性及精英教育等原則，無論對聯大中清華、南開還是北大的教員，都是不證自明的。也許因爲聯大教授們慣性堅持自由主義，很少費心去清楚表達、論證這些基本原則，故現代試圖重申這些原則的人們，往往忽視了聯大。1998年，作爲北大百年校慶的一環，劉軍寧編輯了《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這部論文集討論了中國自由主義形成時期的北大典型人物。在該書中，幾乎所有章節涉及的內容，其時代都早於聯大，關於聯大對中國自由主義所作的貢獻，全書甚至連一條注釋也找不到。聯大體制空前絕後，與北大作爲中國科學、民主、共産主義和自由主義發源地的形象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這是許多聯大成員都講到的，也是北京的北大使聯大──北大在昆明的化身──相形見絀的原因。毫無疑問，對聯大的歷史記憶，幾乎只限於日益縮小的老聯大畢業生群體。

3、儘管「五四」知識分子和他們在聯大的後繼者一直借鑒著傳統士人模式，作政治和道德之表率、講求氣節，但在聯大，這一點更甚於蔡元培時代的北大。在聯大，這一模式因英美學術自由與自由主義的觀念而得以加强。北大的教員有著不同背景，就各自的教育經歷而言，他們是過渡性的一代人。其中蔡元培、陳獨秀等人，都曾獲過功名。而聯大的教員儘管普遍通曉文言文，但同時也受過現代大學教育，而且大部分的專職教授都是留洋歸來。和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不同，聯大受過美式教育的人顯然佔了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