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4)

對所揭露的真相進行批判性地審視，這是聯大各派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特徵。這種做法在四十年代曾受到國民黨右翼分子的質疑，而在1949年以後，則面臨著極左分子同樣的責難。1940年，陳立夫的親信潘公展在《中央日報》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即對知識分子的懷疑主義和思想自由發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攻擊。[7]無獨有偶，《雲南日報》於1982年發表文章警告學生不要盲目閱讀那些令人「思想混亂」的西方哲學著作。[8]

1949年前的國民黨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富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種情況同樣也發生在1949年後的共產黨身上。術語的變化掩蓋了內容的相似。那些站在政治與文化排外立場上進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能從蔣介石《中國的命運》一書中看到與馬克思主義相似的主張，儘管其中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專業術語。那些帶頭倡導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人，表面上是擔心從香港與西方輸入之色情文化的有害影響，這是他們與國民黨的主要不同。但其核心要求卻都是不加批判地絕對服從執政黨，這一文化傳統是國、共兩黨所共有的。

在共產黨統治下，危及公共知識分子命運的因素是一個始終存在的歷史記憶：正是這些公共知識分子促成國民黨統治的瓦解。中共領導人完全知道使舊執政黨名聲掃地過程中，思想很重要，尤其是當這些思想擁有某些公共機構﹙如聯大﹚的支持。他們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不管作爲群體還是個體，會帶來甚麼問題。當吳晗撰述《海瑞罷官》時，毛澤東當然記得：正是這個吳晗，曾尖銳批評明朝的裙帶風習、官場腐敗，以影射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同樣在1989年，姚依林采取强硬措施鎮壓學生示威時，他不會想不起半世紀前，他和同學們如何通過示威抗議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綏靖政策，並最終促使國民黨政權喪失合法性。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甚至美國的存在有時也會激起人們對四十年代昆明情形的回想。1946年7月，聞一多應槍而倒，也打碎了大學師生在戰時幻想的安全感。在聞一多遭暗殺之後，一些持異見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到美國領事館請求庇護，就像方勵之在四十三年之後到美國大使館尋找避難所一樣。在面對著極權國家的致命威力時，那些珍視自己生命與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會本能地馬上投奔最近的美國外交領地。

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依靠一張由朋友、同學和政治庇護者所織成的關係網，爲他們的公共知識分子活動提供保護。從結構上看，聯大模式最適用於當前的是，由在執政黨裏的大學人士（蔣夢麟、張伯苓，顧毓琇）或執政黨派往大學的人士（陳西屏、查良釗）提供緩衝保護，這種保護者和保護對象的關係，即是所謂的「後臺」現象。然而，提及這些，還必須補充一點：首都政治庇護者的重要性，國民黨時代遠低於人民共和國時期。一旦沒有龍雲在那裏保護聯大師生，重慶就沒有一些有權有勢的朋友能够令他們免受國民黨法西斯分子的暴力威脅。

聯大知識分子們集低經濟、高文化地位於一身。他們以清貧爲榮。一般說來，人們在當前中國可以看到一個對照，知識分子之貧窮，是相對那些暴發戶及腐敗的官員而言的。但在四十年代，聯大知識分子却是絕對貧困。今天出現了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爲了房子和汽車，他們在富豪行列後附驥。未能厠身其間者，也與他們戰時昆明先輩的境况大不相同。在昆明，知識分子們將清貧看成爲國家事業所付出的犧牲，而今天，不名一文的知識分子們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經濟上，都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今天的楷模並不是那種作爲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更不是作爲社會批評家的知識分子，而是作爲事業人士的知識分子。如果有一個官方認可的知識分子模範，那將是一個爲了推進祖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放棄西方資本主義奢華生活的學者。當然，聯大的知識分子也是從國外回來，但在輕易實現轉變的同時，總仍部分地保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知識分子世界（即費正清所謂的「中國的自由黨人」），這使他們得不到官方信任。

在八十年代的自由化時期，聯大知識分子中近似具有榜樣地位者，除了聞一多、吳晗，還有一個在聯大時期並不特別，因寧可餓死也不食美國救濟糧，因而獲得聲望的公共知識分子朱自清。三人以外，聯大知識分子很少被單獨提及。當然，他們還是「五四」傳統中自由學術的化身，是歷史的一部分；在與科學的聖殿中，他們備受尊崇，卻又鮮爲人知。

八十年代，隨著聯大校友網絡的重現，以及許多關於聯大及其師生的文集、回憶錄、傳記及自傳等的出版，西南聯大被重新帶進了中國社會的意識之中。在這些書出版之前，大多數關於解放前中國大學的論著都是偏性的，如學生運動、國民黨的迫害、共產黨地下組織的角色等，對於發端於北大、並在聯大達到頂點的自由模式，則抑揚失實。最近，我們看到一系列傑出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書籍、論文、選集。這一群體已不僅限於聞一多與吳晗，也包括了曾昭倫、潘光旦和馮友蘭等。此外，聯大畢業生對母校及師長充滿讚美的文字，更導致了一股真正的出版浪潮。

許多聯大楷模在今天受到敬重，並不僅因爲其四十年代的言行，而是解放後的表率行爲。如陳寅恪，在聯大他幾乎算不上一名「公共知識分子」，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其堅决不對政治迫害低頭，而成爲了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吳宓，一個聯大時期著名的怪人。解放前一直痴迷於《紅樓夢》，並鍾愛著一個名叫海倫的女人。由於他對政治事務的極端反感，認爲聞一多死於政治派系鬥爭，以至公開拒絕爲聞氏遺屬捐款。九十年代之前，像吳宓這種人，往往會成爲譴責嘲弄的對象。但現在，如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中文系主任徐葆耕所說，合適的作法是放棄狹獈的政治標準，而采取一種更爲寬容的態度：

一個教師只要既不違背國家利益，也不傷害到他人，就應該允許他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認爲像吳宓這樣一個嚴格的學者與有良知的教師應該獲得高度的評價，這是合理的。

在過去十年左右，隨著中國社會與文化潮湧般的變化，吳宓的聲望穩固上升，他因勇敢反對「批林批孔」運動，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徐葆耕說，儘管吳宓鍾情於女子，其中有些做法不值得我們仿效，但其「發乎情而止於禮」，並沒有到應受非議的地步。徐還進一步指出，吳宓、聞一多同樣是愛國的，二者唯一的差別在於，聞一多的愛國主義源於中國本土的民粹主義，而吳宓則是在西方的個人主義中陶鑄而成。[9]

顯然，徐教授不會淺薄地將「自由主義」當成「資產階級」代名詞。他對「愛國主義」的定義是寬泛的，其範圍覆蓋了聯大的絕大多數教工，從聞一多到吳宓，每一個人在其中都有其足够的地位。意味深長的是，吳宓之成爲一個楷模，不僅是因爲他堅决地反對「批林批孔」，更主要是在於其固守著一個領域，在那裏，個人可以有尊嚴地反對政治壓迫與說教者的非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