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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3)

2013-05-27 01:19

1949年後，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模式僅表現於對1949年前之自我批判。五十年代初期，一些令人尊敬的聯大學術楷模交待了他們在解放前的腐朽經歷、思想與文章的反動本性及錯誤的政治方向。錢端升寫道：「（我）基本上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是上是爲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他還責備自己及其他老一輩教員追隨蔡元培「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原則。[1]羅常培承認自己在解放前二十餘年，「無論在教育界還是在學術界都做了傅斯年、胡適之流的偏禆部將，替反動統治階級麻痹青年」。[2]吳宓則把自己描寫成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和「歐美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産兒。[3]金岳霖認識到自己起了「阻礙進步的作用」。[4] 對過去進行自我清算後，每個人都有了思想的新生。用羅常培的話來說：「我感謝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群衆的幫助，使我認識了自己許多齷齪醜惡的思想。」[5]這些著名的學者聲明說，有了黨和人民持續不斷的支持，他們將努力不懈地爲國效勞。

主流報紙通過發表這些北大－清華－聯大教授們的自我批評，爲他們的同事與學生樹立了榜樣。這些資料表明，只有努力剖析個人在解放前的身份，並最終摒棄它，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可能轉變成爲有用的共和國公民。那些逃避革命並托庇於美國和臺灣的人，如胡適之流，則被當作反面的典型，是不可救藥的、不思悔改的美帝國主義走狗，任何拒絕對其個人和政治面貌進行改造的人，都有可能被視爲其一丘之貉。

那些在蔣介石戰時專政下曾經致力於調和「啓蒙」與「救國」間關係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現在除了放棄那種被親美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所認同的啓蒙思想，並贊成代表著共産主義「黨國一體」的救國思想外，別無選擇。經過思想改造，人們認爲這些知識分子在兩種意義上可以作爲榜樣：作爲從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可以被當作反面教材；作爲改造過了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現在成了對强大中央政府及其體制和價值的愛國主義支持者，他們是新時期的正面楷模。然而，批判自己的過去，幷發誓與「北大－聯大」時期的多元主義和學術自由思想相决裂，這些人也就不再能代表聯大模式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作爲公共知識分子，面對政治迫害與社會不公，應隨時準備著起來呼籲抗爭。從這一意義上說，經過肉體折磨和政治再教育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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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大的這些資深學者已不再能起到知識分子楷模應有的功能。當然，也有一些例外。聞一多是一個表率。儘管他曾在美國取得過研究生學位，但回國後，則對美國社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和胡適等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他和美國的關係不是那種直接接受的綫性關係，而是辯證批評的關係。從一個詩人－藝術家到古典學者、到民粹主義思想家、到激進的活動家、並最終成爲一個之殉道者，他一生的歷程給人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一個無需經過思想改造便能實現自我轉變的榜樣。聯大另一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吳晗，他沒有在國外留過學，因而較少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毒化。

對於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必須放在跨越1949年的前後二十年這一背景下來理解。在一個救國的時期，啓蒙的守護者備受懷疑，這個國家學術自由最後的呼聲日益被政治極端主義勢力打斷。解放十年之後，聯大知識分子最廣泛享有的那些價值，如多元主義、寬容、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等，已變得名聲掃地。只有在「百花齊放」運動的高潮期，少數聯大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才敢有恢復其在解放前角色的想法，並對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批評。雷海宗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正確性提出了疑問，其他的一些人則質疑中蘇聯盟的效果、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低程度的共產黨幹部凌駕於知識分子之上的合理性等。這些聲音在反右運動中被遏止，那些大鳴大放者則從學術與政治講壇上被清除。

在反右運動的清洗之前，個體知識分子和英美式的學術自由主義者作爲一個群體已不再受到信任。在大躍進初期，那種認爲知識分子可以充當正面表率的觀念受到了摒棄。即使是蘇聯模式的大學，也因其精英主義的主張而受到懷疑。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民大衆化的院校模式，如江西共産主義勞動大學，在那裏，通過强調創造有用價值是實現政治意識形態手段的課程，教育與生産勞動被結合起來。遙遠的聯大模式已經難以想象。六十年代初，人民解放軍成爲國家公共機構的模範，而軍人如雷鋒，則成爲個人的榜樣。天地之間，已不再有聯大知識分子及其同道的立足之地。

改革時期作爲典範的聯大及其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在大革命期間所受到的傷害是衆所周知的。在被迫害致死的聯大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上，涵蓋了潘光旦、吳晗一眾人等。對於劫後餘生者來說，鄧小平在1978年以後所表達重視知識分子的態度，給人們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在1978年之後，聯大及其公共知識分子的精神似乎又得以復蘇。

然而，情形依然相當複雜。前文已言，聯大的繁榮有賴於中國戰爭時期的半軍閥狀態。儘管過去二十餘年的改革見證了政治權力的分散，但「黨國」依然佔統治地位。雖然許多權力已經下放到了中國的機構，但大學之真正自治、校園之不容侵犯、教員之人身安全，這種聯大模式存在的條件在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大多數已經啓動的教育改革，與其說令人想起現代教育的模式，毋寧說是回歸到國民黨時代的作法。比如清華大學，它在拓展其1952年按照蘇聯模式設置的學科範圍時，與其說是從八十年代麻省理工學院那裏獲得靈感，不如說是得之於四十年代的聯大。

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及其批評者之間對話，其中某些特點在今天依然找得到共鳴。由於學術自由的核心信念仍為國外認同，自由主義很容易遭到孤立。啓蒙式自由主義的一個關鍵特徵，即對官方政策和絕對真理持懷疑態度，與正統觀念格格不入。四十年代以來，回答這一問題的方式，將公共知識分子分成了兩種類型：一種人敢於面對當局，而另一種人則試圖在體制內活動。錢端升就是後者的典型。錢端升是一個老於世故的政治學家、國民黨中持改革思想的成員，作爲《今日評論》的主編，他主持著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論壇。當撰稿人提出對三義意識形態應持懷疑態度時，錢氏加了一條簡短的編者按：「懷疑第二，信仰第一」。[6] 1990年錢氏去世時，已由一個失敗的國民黨改革者轉變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知識分子。錢端升在國民黨「黨國」時期所作的自由化努力，在1949年以後也有意識形態上的後繼者：那些宣稱支持鄧小平四項基本原則的人，却試圖在泛義上詮釋它們，以至於在討論一些具體問題時，實際上可以不受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