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5)

徐葆耕也許預感到一種認同模範人物的新途徑，不以特殊的政治與社會關懷來影響他們建構自己的生活，如潘光旦的優生學、錢端升的國民黨改良主義、吳宓的學院主義和個人浪漫主義等。撇開聞一多模式，徐葆耕從吳宓等人身上，發現了人之才能的可貴。聞一多模式指的是這樣一種範式：將內在的私人生命與外在的公共生活融爲一體，幷從這一傾向中獲取力量，以其詩性的靈魂來作政治之表白，直至走向自我毀滅的結局。吳宓的模式正相反，他們只是說出當代知識分子的一些需求，他們幷不想去攻擊權力堡壘，只是想過一種單純的生活，遠離政治和社會强制的所謂正確性。

二十一世紀的聯大模式

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無論直接或間接試圖將聯大公共知識分子樹為楷模，都必將面臨著一場艱苦的戰鬥。大多數接受過英美教育的聯大知識分子都是固執的特殊分子。一些聯大知識分子所信奉的理念，對於新時期來說不合時宜。許多論爭不休的自由主義者在尋求共鳴時，往往從波普爾或哈耶克等一些外國的名字﹙而非張奚若、羅隆基等﹚那裏獲得更大的權威性。再者，撇開抗戰時期與當前中國的一些明顯差別，兩個時期的諸多相似之處，如一黨專政、官僚資本、貪污腐敗、貧富分化及城鄉矛盾等，都具有負面作用，可能引起政治上的激烈反應。只有展現出一種非凡的政治勇氣，才可能得出邏輯結論。

然而，在西南聯大解散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發掘出潘光旦和曾昭倫之類公共知識分子，與較少公共性的陳寅恪與吳宓等人，到底意味著甚麽呢？一個方面是，簡單透過有關人物著作的出版，可以質疑政治精英黜陟古人的特權。與「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時代不同，現在通過在公共領域提供競爭模式，可讓人們去超越官方標準。

重建聯大的機構模式則是另一碼事。在昆明，有關聯大遺産的意識極爲强烈。早在1980年代，就有許多建議提出在昆明重建西南聯大，包括從海外校友那裏爭取經費，從在各地的聯大畢業生那裏獲得學術資源等。但這些計劃仍然胎死腹中。最激烈的反對來自一些聯大的老人，他們充分地認識到，如果新的聯大不能超越舊有水準，那麽它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拙劣模仿。

在今天中國的學術長廊上，儘管還飄蕩著聯大的游魂，但是，若要使一個作爲公共知識分子之機制性模式的聯大重生，仍然是不合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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