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爲鑒」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話題。(2)

在聯大，不少教授擁有紐約、倫敦或巴黎的博士頭銜，專業的局限使他們往往對自己學科外的問題漠不關心。而另外一些人則樂於承擔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角色。由於在各自學科中的學術聲望，他們對時局所發表的聲明擁有格外的份量。

4、聯大是抗戰的産物。特別是在戰爭的最初幾年（1937－1941），來自聯大的諸多政治批評，多是在戰事推動下發表的。愛國的要求自然限制了憲政和民主的呼聲，幷傾向國民黨一黨專政。只是在中央政府顯得無力保衛中國時﹙特別是1943年後﹚，才出現了更爲激進的批評。

5、1945年10月，蔣介石將雲南省長龍雲免職，將該省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內。在此之前，聯大的公共知識分子一直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顧瞻前後，這種安全感在中國知識界都實屬鮮見。在聯大短暫而多事的歷史中，只發生過兩次引人注目的教員續聘不成事件。其一為鴉片癮君子劉文典，另一位則是抗直的自由主義政治學家羅隆基。羅是聯大唯一一位因政治原因被除名的人。事實上，沒有龍雲的支持，聯大這座「民主堡壘」就顯得相當脆弱。

隨著龍雲的出局，聯大在最後一個學年（1945－46）出現了校園遭到踐蹋，師生備受迫害的情況。先是1945年12月1日的屠殺，接著是1946年1月15日聞一多的遇刺。事過境遷，這些悲劇卻標識出了如此的事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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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爲學術自由與表達自由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在討論聯大公共知識分子的模式時，不可過於强調其重要性。「堡壘」這一軍事性的隱喻，一般來說適用於聯大，但也意味著單純思想的力量是不够的；思想只有在强有力的防禦體系庇護下才能生存。人所共見，在這些防禦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軍閥龍雲，他對中央政府心懷不滿，所以自然成爲學院裏批評當局者的盟友。但是，若非聯大形形色色、乃至相互對立的思想家們對自身共同利益的自覺，龍雲的恩惠也就毫無意義。因此，對重慶當局强加的課程和考試的抗議、開設一些有關時政的課程的要求，不僅來自自由主義者和激進的異見者，也來自馮友蘭等國民黨專政的堅定支持者。馮認爲現代中國可以在新的根基上組建起來，這種觀點非常合乎蔣介石的胃口，因而蔣給了馮大量表彰與榮譽。然而，當孔祥熙責難「學術界混亂的言論」時，馮友蘭卻走到了抗議者的前列。

儘管國民黨任命的人佔據了聯大領導層的一些關鍵位子，但卻難以改變聯大的高度自治。當時梅貽琦校長被要求加入國民黨，但他保衛了聯大的自由，以免受制於黨。學教授、聯大三青團負責人陳雪屏和訓導長查良釗很快就融入聯大自由主義的學術，幾乎沒有嚴格執行過國民黨訓令。在陳雪屏的領導下，必修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成了一系列知名教授的講座。1939年，部長陳立夫來到昆明，但他除了對校方貫徹教育部政策之不力表示失望之外，也無能爲力。

中共建國至文革時期的聯大模式

建立在聯大模式基礎上的教育體制，主張通識教育、思想寬容和學術自由。陳立夫等國民黨人一直想代之以一種新的教育體制，把教育資源引導到少數實用的學科上，將意識形態强加於教師與學生頭上，以保持思想一元化。他們都徒勞無功。而解放後，只用了幾年時間就達到了這一目標。

在考察中國學院中的知識分子時，宜將1937－1957年這一時期視爲一個單元。審視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十二年與共產黨統治的最初八年，我們可以畫出兩個循環的圓圈。每一次都始於對執政黨的廣泛支持與領袖崇拜：1937年的蔣介石，是國家統一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1949年的毛澤東，是中國的救星，這一形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得以加强。在這兩個時期，公共知識分子都堅信，能够明確自己與執政黨所約定的界限；由於他們對一黨專政的批評越來越無忌憚，以至政治精英與知識精英間的關係日見惡化。就國民黨而言，從1943年起，這種批評就開始加劇，並於四十年代晚期白熱化。對於共產黨來說，批評的大門則是在1956－1957年間的「百花齊放」運動中打開的。四十年代中期，中國民主同盟作爲這些批評的機構載體出現；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民盟和其他産生於四十年代的民主黨派領導人也都在「大鳴大放」之列。在兩個事例中，執政黨都應之以壓制。這又集中體現在四十年代中期李公僕與聞一多遭暗殺和五十年代後期的反右迫害。對公共知識分子政治迫害之連續性跨越1949年，王若望就是一個象徵：七十年代，他被關進了三十年代曾經被關過的同一所監獄。

當然，兩個政權對公共知識分子批評的回應，存在一些基本差別，不應忽視。國民黨是一個由不同的政治宗派組成的聯合體，其中就包括一些由公共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團體，上述的蔡元培僅僅是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他是國民黨員，領導中央研究院。共產黨政權內無疑也擁有一些杰出的知識分子，如郭沫若等。然而，共產黨在組織與意識形態上較國民黨更加一元化，受過教育的人在地位上也逐漸從屬於資深政治家與軍人。正如「反右」這一概念所意味著的，通過對批評者中反革命分子的鑒別，論證鎮壓「百花齊放」運動的合法性。反右運動使共產黨竭盡全力。與之相似的是，暗殺李公僕與聞一多後，國民黨使用恐怖手段來威嚇持異見知識分子的做法也昭然於天下，而這些做法則由那些狂熱的激進分子來執行，他們將民主式的批評等同於對偉大領袖蔣介石的不忠。在人民共和國時期，也將批評等同於對最高領袖不忠，這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初露端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則成爲了一種政治定式。

1952年，中國體制的徹底改組，打破了自由的高等教育體制。在采納蘇聯的高等教育體制時，中國新領導人明顯地否棄了美國模式。業已發展成世界一流綜合性大學的清華，卻被整編成爲一所工科院校。其他人文類的大學或被關閉，或被解散後零星併入新的院校中去。學校的課程多局限於新興的工程技術專業領域。

聯大的知識分子，曾對陳立夫等作過英勇挑戰，而面對共產黨發起的類似變革，卻顯得無助。與此同時，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經歷了一場思想改造運動，雖然這場運動沒能改變他們心裏所想，但卻非常有效地遏制了他們口中所說、筆下所書。那些曾經對舊秩序的瓦解起過作用的知識分子，在人民民主專政下已變得無能爲力。在新秩序下，他們的角色是特殊的、從屬的、邊緣化的，概言之，他們是次要的。潘光旦、費孝通、錢端升及張奚若等人，被除去了作爲獨立社會政治批評家的外衣，同時被分隔開來，以便利用其聲望才能。而文學名流如沈從文、錢鍾書等，均只限於從事一些或學術的工作，而得不到鼓勵去繼續出版文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