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事缠身的古稀哲人苏格拉底在雅典人院走廊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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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雅典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苏格拉底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并非真的对何谓虔敬的知识一无所知、也并非真的轻谩所有神明，而是在轻谩城邦之神的同时，转身虔敬哲人之神。施特劳斯指出，《游叙弗伦》的主题是“虔敬”，但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何谓虔敬，因此，《游叙弗伦》传递的是真理的局部（part of truth），是部分真理（a partial truth）、也可说是部分虚妄（a parial untruth），或者说是一种不同于习常“意见”（doxa）形式的“半真理”（half-truth）。以柏拉图的品格作为担保，施特劳斯确信不满足于“半真理”的读者，总能在柏拉图对话集中，找到关于“敬神”的整全真理。人们也确实在柏拉图的《蒂迈欧》（Timaeus）中找到了苏格拉底的哲人之神——创世神德木格（Demiurge），他正是苏格拉底理想中的“王制”正当性的终极根据。哲人之神不同于圣经之神，他并非从虚无中创造世界，而是仿照永恒不变的“相”（eidos，即idea），采用永恒变化的火、水、气、土创造世界。由于在一切受造物中，宇宙天体是最美的，在一切原因之中，神（God）是至善的——神认为有秩比无序好，理性比非理性好，而理性只能存在于灵魂之中，因此，宇宙天体是拥有灵魂和理性的神圣生命体，并且因为是最好的，所以是唯一的。奥林比斯山（Olympus）诸神（gods）的祖先无疑也是哲人之神的造物，却较之神圣天体要次一等。哲人之神又亲手播种人类的灵魂，让诸神铸造人类易朽的肉体；让诸神做人类的统治者，引领他们趋向至善和智慧，因此，人世的罪恶与创世神了无相干。虽然哲人之神的创世纪出自罗克里（Locri）人蒂迈欧之口，但苏格拉底之赞许必如之喟叹——“吾与点也”。

既年轻又自负的游叙弗伦显然对苏格拉底的哲人之神一无所知，而且照施特劳斯的说法，游叙弗伦深信自己和苏格拉底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深信他俩都有一种高于常人的禀赋，都是神谕的传达者，都是负有某种神圣使命的先知。由于游叙弗伦虔敬的是神秘（mystery）之神，他的精神之旅早已抵达神殿，而普众的精神之旅仅仅抵达祭坛，因此，游叙弗伦与雅典人民之间的隔阂之深并不亚于苏格拉底。区别在于，游叙弗伦的狂热虔敬会驱使他损害属人事物，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指控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至亲、好友，而苏格拉底则不会，因为后者认为人性根本不可改造。问题是，游叙弗伦的狂热仅仅遭到雅典人的耻笑，而苏格拉底的幽暗却遭到雅典人民的公诉，这是怎么回事？苏格拉底想不通，施特劳斯似乎也未全想通、或者想通了却不愿告诉我们。表面上看，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的境遇之所以悬殊，原因似乎在于后者的口风更紧。关键在于，苏格拉底锲而不舍地追问何谓虔敬，轻而易举地先后摧毁了三个关于虔敬的定义，虽然无能动摇游叙弗伦的神秘信仰，却足以颠覆雅典人民的传统信仰。反之，游叙弗伦“惟其荒谬，所以我信”（credo quia impossibile）式的狂热虽然有悖雅典人民的传统，但他的预言总的来说却有助于整合城邦的秩序；《蒂迈欧》也藉诸神之口断言：神兆是对人类愚昧的补足，并且需要代言人作出解释。

我以为，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冲突可以说是雅典与耶路撒冷冲突的预演。在游叙弗伦方面，何谓虔敬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虔敬是神启的一种人类生存样式，对虔敬的见证本质上只能归属于这种生存样式。在苏格拉底方面，何谓虔敬的问题必然转渡为何谓虔敬哲人之神的问题，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的冲突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由虔敬圣经之神转向虔敬哲人之神的预演——尼采命之为“上帝死了”。于是，施特劳斯说，在某种意义上，游叙弗伦和苏格拉底真的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前者成为后者的漫画像，并且恰如后者一样超越了寻常技艺和德性的维度。区别在于，苏格拉底转向了，而游叙弗伦转向了“某种有关神圣事物的伪知识”，或者说，后者转向了异端的（heretical）的虔敬观，成为异议分子（deviationist）。我以为，如果公诉人迈雷托士代表了雅典人民的正统虔敬观的话，那么，从迈雷托士出发，游叙弗伦必然向左转，是典型的“左派”，苏格拉底必然向右转，是典型的“右派”；而非如施特劳斯所言：从迈雷托士出发，必须途经游叙弗伦，才能到达苏格拉底。

如果虔敬的真谛即是投正义之神所好、践正义之神所行的话，那么，人们必须事先知道何谓正义，必须事先知道正义之“相”。然而，人们既已知道正义之“相”，又何苦只为得一虔敬的虚名去投神所好、践神所行呢？何不用正义之“相”去替代诸神呢？因此，施特劳斯否认苏格拉底引入了新神、而是引入了“相”，比神还要原始、还要古老的“相”。问题是，若无创世神德木格为中介，则既没有世界、也没有城邦，既没有雅典人民、也没有苏格拉底，所谓自在永在的“相”又有何意义呢？退一步说，苏格拉底即使没有直接引入新神，他也为东方一神教信仰的普世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与其说基督教是人民的柏拉图主义，不妨说一神教是人民的苏格拉底主义。人民不需要、也不懂得什么“相”论，人民只需要一个“相”成肉身的神、一个可在他面前顶礼膜拜、载歌载舞的神。

如果虔敬是多余的、诸神是多余的，那么雅典人民为何还需要虔敬诸神呢？施特劳斯认为，苏格拉底在与游叙弗伦讨论有关虔敬的第三个定义时，暗示了问题的答案。虔敬貌似一种奴隶事奉主子的技艺，其实是人民藉助神力来制服偶然性的技艺；一如将军知道光有军事技艺并不保证打胜仗、农夫知道光有技艺并不保证好收成，人民知道单凭自身的一技之长无论如何无法制服偶然性。偏偏一切人类技艺中一种最特殊的技艺——统治的技艺、或称建制的（architectonic）技艺、或称立法的技艺，其功败垂成尤其依赖于偶然性，因此，尤其需要藉助诸神的力量，藉助诸神的公正、高贵和善好。换句话说，作为虔敬的报偿，诸神为统治技艺提供了充沛的正当性；为此，对统治技艺而言，虔敬本身必须是正当性或称合法性的一部分，必须是习传礼法的一部分。施特劳斯由此断言：雅典人民和苏格拉底都是神智健全的（have common sense），而游叙弗伦则是神智不健全的（lacks common sense）。问题是，神智健全的雅典人民偏偏揪住了同是神智健全的苏格拉底，偏偏放过了神智不健全的游叙弗伦，岂非太吊诡了吗？也许施特劳斯可以归诸于每一篇柏拉图对话录都是很吊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