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以《论语》为文本 摘; 要：今天看来，是谁似

兼以《论语》为文本

摘; 要：今天看来，是谁似乎已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而本文通过对一部《论语》的细读、详解、体认和感悟却认为，其实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时至今日，依然是很成问题的。而且在本文看来，《论语》中所见到的“孔子”，无疑乃是上真实的孔子，是绝无仅有或惟一的孔子，也是与今天的我们并无太多不同的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终而至于“道成肉身”的本己或属人的孔子。他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哲人，这一点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同时更重要的却是，其实他更是一位伟大的哲人。

关键词：述而不作; 为人子者; 为人臣者; 毋以有己; 大戒;

孔子是谁？谁不知道孔子？他不就是那个满嘴的“仁义”、主张“仁者爱人”、提出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圣人”、“至圣先师”——或者更标准地说，不就是那个什么“大成至圣文宣王”？不就是那个其学说被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们”如获至宝、奉为圭臬，甚至被他们以“罢黜百家”之名、行“霸王道杂之”及“阳儒阴法”之实，玩于股掌之间的中国诗人家？既如此，则“孔子是谁”这个问题，不是问得很傻么？难道真的不知道或可以不知道孔子是谁？这好像不行。历史上的孔子就一个，怎么可以不知？

一、谁在说

孔子当真是如此的“孔子”？古往今来，无数位研读过孔子的后人无不把《论语》视作其最要紧也最本真的文章。但问题却是，在是书之中，孔子是自己在说话吗？不，是“子曰”/“孔子曰”；而且孔子一定就是其中所谓“子曰”/“孔子曰”中的“子”/“孔子”？很难讲。尼采可以说书中的话都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非其本人——他本人则不过只是一位记录者，就像柏拉图写的对话，其实也并不是柏拉图本人在说，而是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一类的“角色们”在说一样。因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依然是，《论语》中之所谓“子曰”/“孔子曰”的“子”/“孔子”，难道不会是一个“角色”？若如此，那么他到底要算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按照《汉书》作者班固的意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1]——由此看来，所谓“《论语》者”，不过乃是一部对话集或问答录罢了；而且其中以“子曰”/“孔子曰”这种形式留存下来的孔子的话，亦不过是出自仲尼弟子们的追忆与追记——是他们“接闻”或转述（report）“夫子之语也”；很显然，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对我们说；或者可以更干脆地说，在那里，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说，而只是“述”而非“作”而已。而且即使他本人，对此亦曾如此明确而公开表示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同时，就连《中庸》对此亦尝作如是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3]。也就是说，终其一生，孔子似乎什么都没有“作”，只是有所“述”——而其所“述”，则又以“尧舜”为本并以“文武”为其基本边界。此外，甚至孔子还说过，“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4]——反复强调着自己的确什么也没有“作”而只是“多闻”、“多见”或者说“述”。按照《说文》中的解释，“述，循也；作，起也”；换句话说，“述”就是循旧，而“作”就是创始。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前者盖即所谓“发现”，而后者似为所谓“发明”。而为孔子本人所反复强调着的亦不过在于：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创始/发明”（invent），而有的只是一些个“循旧/发现”（discover）罢了。

《论语集注》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句下明确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并且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5]。同时，在朱熹看来，孔子的这句话，亦不过是其从《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等古已有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钩沉、爬梳、恢复、发现和传承先王之所谓“旧法”罢了、“传旧而已”，实际上未尝有什么自己的发明和创作——只是在具体“述”或者说“传旧”的过程中，针对《诗》、《书》、《礼》、《乐》、《周易》、《春秋》等等不同的“述”的对象，在其具体的态度和做法上，有所谓的“删”、“定”、“赞”、“修”之不同而已；或者更干脆地说，其所谓“述”，就在于恢复。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恢复就意味着发现”[6]；而发现也就意味着恢复。而且在中，“invent”（发明）一词，同时还兼有虚构、捏造（fabricate）之意；而“discover”（发现），则却意味着看见（see）或显露（appear）——为主体主动看见，或因客体自然显露/流露而为主体所被动看见。总之，在被主体最终看见之前，它作为一种客体，已然存在着，就像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即使这块大陆那时候并没有为他所发现，亦早已经在那里安然地存在着了。但即便如此，这种发现的价值和意义，同样是重大而紧要的，总是那么的令人振奋，那么的激动人心，不容抹杀。

既如此，既然《论语》中是“子曰”/“孔子曰”，既然“子曰”/“孔子曰”本是孔门弟子对乃师说过的话的追忆与追记，既然其中的“夫子之语也”是他们“接闻”或转述于孔子的，那么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者，自然要问难质疑：那些话是真的么？如果说是，那么那些话是孔子的“实话实说”还是“假话真说”？会不会是孔子及其弟子们联合起来共同骗人呢？而《论语》则不过只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典籍中的一个“文本”（text）罢了。所谓“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7]，亦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那些话，说到底，除了侧身于文本之中外，还有其他别的什么意义与价值么？尽管孔子一再表白说自己“述而不作”，但在这种“述”中已然包含了“作”的成份——“述”字当头，“作”在其中。既如此，谁能保证这种“述”就一定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且谁又能保证到头来它就一定不会走样？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孔子是谁？或者《论语》中，到底又谁在说？既如此，难道不可以知道孔子是谁、不应当去重读《论语》以及对孔子到底会不会在那里欺骗，作出一种进一步或退一步的辩护和审理？否则，难道说不会因此而感到难以释怀么？

二、对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