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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34]“不敢”？为什么会“不敢”？这是因为，哲人要对国家负有责任，而且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是，尽量使得人民与君王和谐相处”。因而“谎言中便有一种无辜，谎言是对某事有良好信仰的标志”。于是乎，“哲人在这个世上就必须靠谎言度日，而且说谎是高贵的事情”。如此看来，他们说谎及其说出来的谎言，便的确可以说是“高贵的谎言”（the noble lie）了；而且这样的“哲人”，其实已不再仅仅只是一位哲人了。“不敢”？为什么“不敢”？是不是哲人们担心自己若如此而很有可能遭到当局的政治迫害？于是乎，他们才畏缩了、不敢了呢？非也。政治哲人施特劳斯曾在其所著《迫害与》（Persecution and Art of Writing）中指出，在古典哲人那里并不存在这份不必要的畏惧和担心，他们是“王者师”、国君的朋友——他们总能与统治者们和睦相处的，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去造反、去颠覆统治者的政权。既如此，他对当局便没什么可怕的。可他们毕竟还是不敢了？其实他们之所以不敢，他们怕的是“民众”或者说是“人民”。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么死的了——这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最重要也最本真的问题。要知道，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并没有死于当局之手而是死于“人民”之手，是“人民”以投票的形式而且还是以280：220高票通过判他死刑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却让另一位大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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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让这位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在他所创立的柏拉图学园里思考了整整一生。“说还是不说”，“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特别是其中“怎么说”，这个问题，对哲人而言，的确是太重要了。为此，他们不得不有所思，亦有所想。在中国古典史上，可以与苏格拉底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哲人，大概就要算是和了；但从“苏格拉底之死”的角度上看，老子和孔子却又都活了。其中老子是好端端地放着“周守藏室之史”、国家的馆长不干而义无反顾地挂印而去、西出阳关并从此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而孔子则是毅然绝然地背井离乡、周游列国，终其一生，在外先后奔波长达十三年之久。而为中国的这两位大哲所走过的，乃是一条根本不同于“苏格拉底”的流亡之路，可他们确实又都活了。他们为什么能活？《诗•大雅•烝民》中的一句话最可解释：“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换句话说，若不“明”不“哲”或只“明”不“哲”的话，那么到头来，都是不足以保全自身的——而能够保全其身的，才是哲人而不仅仅是哲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流亡甚至不停地流亡、不住地流亡？还不是迫于“人民”的陷害。仅以孔子为例，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看看这里面用的三个动词“斥”、“逐”和“困”，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鲁乱。孔子适齐”，齐景公本来是想重用孔子的，“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但终因晏婴的一番蓄意挑唆而“以季（上卿）、孟（下卿）之间待之”，晏婴是谁？人民或人民代表。后来“齐大夫欲害孔子”，这时候身为国君的齐景公也向孔子公开承认说自己也没有招了，“吾老矣，弗能用也”，于是“孔子遂行，反乎鲁”。再后来，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鲁国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于是与鲁相邻的齐国闻而惧“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这可怎么得了？“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在这份大礼面前，鲁君如何受得了，“将受”。于是孔子再次出走。为什么要走？孔子是唱着说出其中的缘由的，“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一句话，他受不了这股“枕边风”。于是他又来到了卫国。卫君对他还算不错，“致粟六万”，年薪六万，“居顷之”，没过多久，“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于是他又离开了卫国，“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而且司马迁在这里又进一步地解释道，“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师徒们都走散了。后来当孔子见到弟子颜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吾以汝为死矣”，我还以为你壮烈了呢。颜渊却很会说话，“子在，回何敢死”。接下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于是孔子安慰大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帮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怎么样，就这样。后来他还是“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而匡人也还是“人民”，至于说他们以为孔子长得像阳虎就收拾他，事实上也未必。“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派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这没有办法，自古佳人爱才子；而且同样没有办法的是，自古英雄爱美女。“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这时候，孔子说话了，“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此情此景，陪同乃师前来约会的弟子子路，在一旁看不顺眼了，表现出一幅很不高兴的样子。于是乎孔子便对天发了一道毒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是那种人的话，就让老天来惩罚我吧，惩罚我吧——由此看来，子路太不懂事了。《诗经》首篇《关雎》不是上来就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么？他到底跟乃师孔子怎么学的？不懂事，太不懂事了。“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们说，我们还是赶快走吧。孔子虽然嘴上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最终还是逃到了郑国并且又与弟子们失散了。当弟子向人打听乃师的下落，郑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不是在骂人么？可当子贡以实相告孔子之时，孔子却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没办法，现实中的哲人往往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他们的宿命。一笑了之吧；或者用鲁迅先生说的，哈哈大笑一番，也就完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大家又逃亡到了陈国，并在那里呆了三年。这时候孔子发现，就连自己的弟子们也狂妄自大起来、有那么点儿“人民化”了，于是便决定还是回到自己的故国鲁国去吧，“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后来他又说，“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可见情况有多么严重。于是又去陈过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见此情景，他急眼了，“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而且“斗甚疾”。这下子，“蒲人惧”，他们终于害怕了，有哪个会不怕不要命的呢？于是就答应放过孔子，但却有一个条件，不许他去卫国，而且孔子也答应了。但他后来，却没那么做。他的确没有必要去听这帮乌合之众的，“要盟也，神不听”。后来在卫国又呆不下去了，于是他“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于是便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这难道是哲人的宿命么？听了这话，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你这番感慨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这样解释：“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什么意思？就一句话，兔子狐悲，物伤其类。哲人的命运总是相同或相似的，这叫唧唧复唧唧，也叫惺惺惜惺惺，大凡性格、才能、命运或境遇等相同或相似的人，总会互相爱重、同情，或者叫同命相怜。再后来去叶返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便命子路前去问路，结果却遭到了他们对乃师的一番奚落，“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为其不达己意而非己，说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一句骂得好。但有一天，子路又碰见荷蓧丈人并向他打听孔子的下落（注意这又是孔子下落不明）。对方回答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等子路见到孔子并告诉他这番话时，孔子却说，“隐者也”。要知道，哲人没必要什么都知道；否则，他就不再是什么哲人而是所谓“专家”了。孔子本人大概不会喜欢我们今日之所谓“专家”，因为他们往往会将他撕裂成若干个难以拣拾的碎片并使作为人的他不复存在；而我们今日之所谓“专家”，大概也不会太喜欢孔子，因为在孔子身上似乎有一种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一样的“知性的真诚”，于是乎，他们才要将他撕毁并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