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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题目并不特别与一个老说法相关：“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在他们的肩膀上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了地下，偷偷地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一代人否认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出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的。
至此，孔子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已很明确：他其实乃是一位政治哲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位诗人或者哲人，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等政治哲人们一样。惟其如此，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者们才会对其思想如获至宝，奉为圭臬；亦惟其如此，他的思想才在几千年的百姓生活中生生不息，绵绵不绝。不能说它对“统治者—人民”或其中的一方就一定怎么好，但其中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它对这一政治矛盾的双方，其实并没有什么坏处；或至少说，它承负不起严重阻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份太沉重的思想责任和担当。不管怎么说，一个的，真正意义上的货真价实、不折不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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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并不必然成为该现代乃至于未来发展道路上的精神负累；而且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其本质属性与核心价值,又根本在于西学之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与中学之所谓的一个“道”字之上——正如《周易•系辞上》之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整个20世纪同龄的当代国际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已故大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在其所著《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曾一再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十分精辟的话说，“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同时，他还反复告诫我们说，“形而上学”乃是构成了人的思想和信念的核心部分——它并非是以所谓“实证方式”存在的科学，而且也并不拥有可以并列于其他科学研究领域的实证，哲学所面对的是整体或者整全（the whole），因此它是世界观。作为整体或者整全，它超出各种知识的有限可能性，而绝不是我们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就能加以认识和把握的东西[39]。其实，以及的思想，正是我们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道”/“形而上学”，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神庙上的“祭坛”；甚至可以说，他们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良心。一个没有形而上学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那还能算作是“神庙”？而这一点，的确是太不可想象了。
中国大学排名五、谁是孔子
谁是孔子？谁是近代、现代乃至于当代的孔子？今天看来，我们大概已不得而知；而且即使是当年那位鼎鼎有名的牟宗三先生，亦早已怅恨于“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甚至于时至今日，则亦有人尝深切慨叹于“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为这个时代所没有或不可能有的“圣贤”/“大师”，大概也包括他们或我们自己的吧。如此看来，到底谁是孔子？这个问题岂不是问得太奢侈了。当可怕的无所不在的竞争成了生活的规则，当为人师者们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而不再是教学，那么除了由此而不断地诞生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所谓“专家”外，大概其中便别无他物了吧？既如此，若我们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无话可说”，而且“我实在无话可说”。
孔子无疑乃是那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里的一位“巨人”，而且也依然是我们这个“同样需要巨人但却无法或根本无法产生巨人”的时代里的“巨人”——其实这并不足怪：“在进程中有着某一得天独厚的时刻、某一个绝对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一切思想的根本性质都暴露无遗”[40]——在此，或许我们还可以像卡尔•雅斯贝斯（Karl Laspers）那样，将这一“绝对的时刻”、这个“特定的时代”具体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Period，公元前六至三世纪）[41]。此外，黑格尔似乎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每种哲学都是其时代精神的概念化的表达”，但他同时却又坚持，“由于他自己时代的绝对性，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的真理；他认为自己的时代乃是历史的终点，因此就是绝对的时刻”，“就是哲学或者说对智慧的寻求变成了智慧本身的那一时刻，是那些根本之谜得以充分解决的时刻”[42]。于是从此以后，中国的“黑格尔们”无疑从这一论断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并与时俱进、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提出“自己（所处）时代的绝对性”。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历史不自今日始”；而且毫无疑问，也不可能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中的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拥有着与孔子、老子等巨人们一样的幸运的。既如此，没有“圣贤”、没有“大师”，不也是很正常么？
总之，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偶在，而且即使是太史公司马迁怎么样？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不能就直接算作是“孔子”——在金景芳先生看来，“《史记》之作，是继承孔子，完成孔子的未竟之业。”[43]——这一意见是言之有理的。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上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由此可见，孔子的良苦用心并非在于一时一世；但问题是，他的理想实现了么？他的梦想圆成了么？没有。因此金老才要作如是说：“未竟之业”。但问题却是，司马迁的理想实现了么？他的梦想圆成了么？也没有。后来又怎样呢？这份“未竟之业”，却依然如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如此看来，谁是孔子？尽管这个问题今天似乎已不可知，但若能有如太史公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大概也就应当要算作是“继承孔子，完成孔子的未竟之业”了吧？要知道，这份“未竟之业”并不仅仅存在于司马迁时代，而且也同样存在于我们今天与当下——而且即使如此，也还不能算作是什么“孔子”；至于其余，则自郐以下，都不足观。因此还是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即使傻傻地等，他也不会回来，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斯人已逝，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无话可说”，而且“我实在无话可说”；甚至于，“呜呼！我说不出话来了”——不管是面对古典中的关键性角色、作为诗人哲学家的孔子，还是面对中的重量级人物、同样作为诗人哲学家的鲁迅，我们同样无话可说而且也没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