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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以《论语》为文本 摘; 要:今天看来,是谁似(7)

2013-07-02 01:03
导读:关于适周问礼究竟是在何时?而且当是时也,孔子到底又有多大?历史上曾有过诸多不同说法。《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与《水经注渭水》上说是在鲁昭公七

关于适周问礼究竟是在何时?而且当是时也,孔子到底又有多大?历史上曾有过诸多不同说法。《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与《水经注•渭水》上说是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又说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岁时,而且此说为今天大多者所接受;《庄子•天运》说在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岁时,而且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此说“庶几近之”;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说在昭公二十一年,孔子三十一岁以前;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说在定公十五年,孔子五十七岁时。甚至还有的学者说,孔子见老子可能不只一次,而且还很有可能是三次……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众所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如果孔子已经是三十、四十甚至于五十几岁的人了,那么他还有多大的精力和必要不远万里去适周问礼呢?再说,孔子本人不是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6]?

“三十而立”了——用今天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三十不学艺”,既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去扯那个?而且“四十不惑”了,还有什么想不开而非得到老子那里去弄个明白?甚至“五十而知天命了”,更不要说五十大多的人了,竟会不知自己后半生到底该去吃那碗饭、到底该怎么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诚然,搞历史研究,考据工作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比考据更重要也更必要的却是,真正动动脑筋,有所思亦有所想。像老僧面壁那样,闭门造车、参禅悟道恐怕不行。

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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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其犹龙邪!’”——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一亦可互证,孔子当年适周向老子问礼之时,很可能正是他“十七岁的花季”,想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为什么要说“作《孔子世家》第十七”,而这恐怕并非是一种偶然或巧合吧?这里的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其意思不过是说,研究、探索古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与探索他们的言谈话语,要知道“其与人骨皆已朽矣”,而“独其言在耳”;而且乃师亦对他劝诫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什么意思?还不是在劝慰年轻的孔子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可狂妄自大;否则,将危及其身。而这无疑正说到了孔子的心里,让他感到心服口服甚至对乃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看作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没有人可以“危其身”、“无益于子之身”甚至使之“近于死者”。人想陷害龙么,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它千变万化、变动不居,想打它的主意?简直是枉费心机。这样一种见贤思齐、表达自己对他人的仰慕之意最形象的,也只有在年轻人那里才可能有,真诚地仰慕,真心地告白——仰慕自己真诚的良师益友,告白自己心目中的真心英雄。在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的人看来,也只有年轻的人才可能会有这份难得的真心与真诚。《吕氏春秋•察今》篇中尝有云:“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若能真正从人与人性的角度上看,其实大家又并无太多的不同。

如此看来,不管孔子当年适周问礼之时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却可以完全肯定:当年的他,一定是一位年轻人,就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的人;换句话说,通过老子之口,我们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典型的人格特点,在他那里,一样都不少。而且这时候的孔子也只能是一位普通的哲人,就像当年年轻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名著《云》中的那位苏格拉底——刚刚拜见过第欧提玛时的那一位苏格拉底,尚未“将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苏格拉底,一个多少有点放勒不羁、桀骜不逊,有点不知深浅、不知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苏格拉底;或者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哲人、自然哲人而非后来柏拉图笔下、哲人的苏格拉底。

如此看来,这样的孔子,家长们是不可能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其门下去当他的弟子,年长的人也不可能自愿拜倒在他的门下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来做他的学生。只是到后来,到了他从乃师老子那里学到了本领、离开了周并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后,到了他由自然哲人彻底转变为政治哲人,转变为成熟的苏格拉底以后,他的弟子从此才不断多了起来,以至于到了太史公之所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这种盛大的办学规模。对此,司马迁的一句“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所暗示给我们的,其实正是这个,正是这个孔子的“苏格拉底式”的转变,由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而所谓哲人/自然哲人与政治哲人间的最大区别,则恐怕就体现在这里。

孔子是谁?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诗人、哲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政治哲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骗子”,一个“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的十足的“骗子”——孔子有曰曰天下难曰之事,仲尼在骗骗世间可骗之人;曰曰曰曰外曰一曰再曰,骗骗骗骗中骗当骗则骗。然而另一位诗人、哲人、政治哲人和大骗子尼采在一旁却说,哲人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因此如果“其他类型的人”尚未发现自己被骗,孔子达到了目的;已经发现自己被骗,显然孔子也达到了目的。但假如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被骗,或者说,《论语》中的孔子确实没有在骗自己的话,那么恐怕孔子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这大概也正是其中“子曰”/“孔子曰”的根本用意之所在。不管怎么说,《论语》之作,并非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蓄意勾结起来、有意地要去骗人,圣贤们在上不可能会有那么阴暗,不可能会有这种文人雅兴;当然,也不可能会有这种闲情逸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7]——要知道,其实大家平时都很忙,而圣贤们也是一样。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行有余力”、衣食无忧,只有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人,才可以去学习知识。对此,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可谓深得孔子这句话的真谛;当然,也可能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也就是说,《论语》中的“子曰”或者“孔子曰”,到底是不是在欺骗,其实就在于有意与无意、有心与无心之间——它们可以说是既有意而又无意的,其关键就在于:阅读者们是不是真的有心了。因此阅读《论语》贵在:“你有意来,我有心”:说者有意,听者有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然,也可能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但这只是其中的例外。若真是这样,岂不是也太意外了。而且即使这样的话,也并不是便没有办法了——不是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么?对此,大家不妨可以一试。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8]。也就是说,虽然“好学”是重要的,但比“好学”更重要的却是所谓“笃信”二字。若不能做到“笃信”,则“好学”何为?“要么认为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超越巨人,要么干脆不承认有什么高于或优于自己的巨人存在,这也许是现代人的通病”。阿兰在其所著《巨人与侏儒》一文的导言里,曾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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