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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适周问礼究竟是在何时？而且当是时也，孔子到底又有多大？历史上曾有过诸多不同说法。《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与《水经注•渭水》上说是在鲁昭公七年，孔子十七岁时；阎若璩《先圣生卒年月考》又说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年三十四岁时，而且此说为今天大多者所接受；《庄子•天运》说在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岁时，而且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此说“庶几近之”；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说在昭公二十一年，孔子三十一岁以前；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说在定公十五年，孔子五十七岁时。甚至还有的学者说，孔子见老子可能不只一次，而且还很有可能是三次……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众所纷纭，莫衷一是。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如果孔子已经是三十、四十甚至于五十几岁的人了，那么他还有多大的精力和必要不远万里去适周问礼呢？再说，孔子本人不是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6]？
“三十而立”了——用今天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三十不学艺”，既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去扯那个？而且“四十不惑”了，还有什么想不开而非得到老子那里去弄个明白？甚至“五十而知天命了”，更不要说五十大多的人了，竟会不知自己后半生到底该去吃那碗饭、到底该怎么活？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诚然，搞历史研究，考据工作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比考据更重要也更必要的却是，真正动动脑筋，有所思亦有所想。像老僧面壁那样，闭门造车、参禅悟道恐怕不行。
另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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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其犹龙邪!’”——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这一亦可互证，孔子当年适周向老子问礼之时，很可能正是他“十七岁的花季”，想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为什么要说“作《孔子世家》第十七”，而这恐怕并非是一种偶然或巧合吧？这里的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与人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其意思不过是说，研究、探索古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与探索他们的言谈话语，要知道“其与人骨皆已朽矣”，而“独其言在耳”；而且乃师亦对他劝诫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什么意思？还不是在劝慰年轻的孔子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可狂妄自大；否则，将危及其身。而这无疑正说到了孔子的心里，让他感到心服口服甚至对乃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看作是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没有人可以“危其身”、“无益于子之身”甚至使之“近于死者”。人想陷害龙么，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它千变万化、变动不居，想打它的主意？简直是枉费心机。这样一种见贤思齐、表达自己对他人的仰慕之意最形象的，也只有在年轻人那里才可能有，真诚地仰慕，真心地告白——仰慕自己真诚的良师益友，告白自己心目中的真心英雄。在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的人看来，也只有年轻的人才可能会有这份难得的真心与真诚。《吕氏春秋•察今》篇中尝有云：“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若能真正从人与人性的角度上看，其实大家又并无太多的不同。如此看来，不管孔子当年适周问礼之时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却可以完全肯定：当年的他，一定是一位年轻人，就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曾经年轻的人；换句话说，通过老子之口，我们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所有的一切典型的人格特点，在他那里，一样都不少。而且这时候的孔子也只能是一位普通的哲人，就像当年年轻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名著《云》中的那位苏格拉底——刚刚拜见过第欧提玛时的那一位苏格拉底，尚未“将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苏格拉底，一个多少有点放勒不羁、桀骜不逊，有点不知深浅、不知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于不食人间烟火的苏格拉底；或者仅仅只是一位诗人、哲人、自然哲人而非后来柏拉图笔下、哲人的苏格拉底。
如此看来，这样的孔子，家长们是不可能愿意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其门下去当他的弟子，年长的人也不可能自愿拜倒在他的门下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来做他的学生。只是到后来，到了他从乃师老子那里学到了本领、离开了周并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鲁国以后，到了他由自然哲人彻底转变为政治哲人，转变为成熟的苏格拉底以后，他的弟子从此才不断多了起来，以至于到了太史公之所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这种盛大的办学规模。对此，司马迁的一句“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所暗示给我们的，其实正是这个，正是这个孔子的“苏格拉底式”的转变，由自然哲人向政治哲人的转变。而所谓哲人/自然哲人与政治哲人间的最大区别，则恐怕就体现在这里。
孔子是谁？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诗人、哲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位政治哲人。当然，他也是一个“骗子”，一个“假话真说”而非“实话实说”的十足的“骗子”——孔子有曰曰天下难曰之事，仲尼在骗骗世间可骗之人；曰曰曰曰外曰一曰再曰，骗骗骗骗中骗当骗则骗。然而另一位诗人、哲人、政治哲人和大骗子尼采在一旁却说，哲人们只是在他们“自己的不幸中骗人，正如其他类型的人在他们的幸福中受骗”。因此如果“其他类型的人”尚未发现自己被骗，孔子达到了目的；已经发现自己被骗，显然孔子也达到了目的。但假如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被骗，或者说，《论语》中的孔子确实没有在骗自己的话，那么恐怕孔子更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这大概也正是其中“子曰”/“孔子曰”的根本用意之所在。不管怎么说，《论语》之作，并非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蓄意勾结起来、有意地要去骗人，圣贤们在上不可能会有那么阴暗，不可能会有这种文人雅兴；当然，也不可能会有这种闲情逸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7]——要知道，其实大家平时都很忙，而圣贤们也是一样。在孔子看来，只有那些“行有余力”、衣食无忧，只有那些不愁吃、不愁穿的人，才可以去学习知识。对此，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曾说过，“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可谓深得孔子这句话的真谛；当然，也可能是他本人的切身体会。也就是说，《论语》中的“子曰”或者“孔子曰”，到底是不是在欺骗，其实就在于有意与无意、有心与无心之间——它们可以说是既有意而又无意的，其关键就在于：阅读者们是不是真的有心了。因此阅读《论语》贵在：“你有意来，我有心”：说者有意，听者有心；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当然，也可能会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但这只是其中的例外。若真是这样，岂不是也太意外了。而且即使这样的话，也并不是便没有办法了——不是说“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么？对此，大家不妨可以一试。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8]。也就是说，虽然“好学”是重要的，但比“好学”更重要的却是所谓“笃信”二字。若不能做到“笃信”，则“好学”何为？“要么认为自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超越巨人，要么干脆不承认有什么高于或优于自己的巨人存在，这也许是现代人的通病”。阿兰在其所著《巨人与侏儒》一文的导言里，曾说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