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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以《论语》为文本 摘; 要:今天看来,是谁似(3)

2013-07-02 01:03
导读: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24];“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须知“稀罕的声音只能稀罕

然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24];“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须知“稀罕的声音只能稀罕的耳朵才能分辨,稀罕的思想只有稀罕的思想才能解释”,“如果劳动阶级有一天发现,他们现在可以凭教育和品德轻而易举超过我们,那么我们就完了;但如果这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更完了”。据此以观,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否则,他就不会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5]了。“哲学问题首先不在于沉思什么、用何种‘哲学方法’想问题,而是如何处置哲人或哲学与人民的关系。哲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第一性的,先于哲学之所思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首先而且本质上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解释’——可谓是对哲学最本质的精辟说明:哲人沉思什么,并不头等重要而是知道对谁说、如何说,但今人却倒过来问:谁在说”。因此作为哲人、政治哲人的孔子,在《论语》之中,才总是十分有意地将自己与民众(the mass)严格区分开来;而且,即使作为教育家、自由教育家的他,面对自己的众多弟子,也总是要十分审慎地处理“对谁说”、“说什么”以及“怎么说”等一系列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使当他们纷纷向自己问起过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亦概莫能外。当然,这一点亦完全可以具体归结为其所谓的“因材施教”思想;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是否已深入到这一问题的内部并触及了其内在的症结,是否已搔到了个中的痒处?



三、怎么说

既然知道“对谁说”,那么自然就应当知道“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应当说发现《论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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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到处都充斥着谎言并没有问题,而且说《论语》中的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大概也不无道理——不能说这不是一种“发现”;但这种问题意识、这种仅仅停留于文本表象的“问题意识”,老实说,未免又太肤浅、太浅薄了——别忘了,其实尼采早就曾说过,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至于孔子本人,当然也不例外——但其中的问题却是,这到底是他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是他在有意欺骗普天之下所有的人还是他在有意欺骗其中那些绝大多数的民众(the mass)?而且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仍是:究竟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要欺骗?难道仅仅意识到他在说谎、在欺骗就足够了?难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妄加揣度、遽下结论说:他是“假话真说”而不是“实话实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否则,也太小看我们中国古代的圣人了。难道圣人的孔子真的是这样一个“孔子”?

思想史大师施特劳斯告诫我们:“面对大思想者明显的矛盾必须慎微,留心此处可能有难言之隐”。而这“明显的矛盾”,大概就意味着“大思想者”很可能在“说谎”;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要“说谎”,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埋藏着“难言之隐”。换句话说,在他们“明显的矛盾”之处或者在他们“说谎”的背后,亦很可能存在着某些“难言之隐”——对此,他们深知不好说或者他们根本就拿不到台面、说不出口。

其实,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从苏格拉底、泰勒斯甚至更早的时代起,原初、原生、原创或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或者说是哲学),其本身大概就不是什么可以用来讲给大多数民众们听的东西;否则,若每个人都像当年那位少时佣耕的陈涉那样,怅恨久之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说,都像当年初见秦始皇打自己眼前走过的项羽那样,说上一句:“彼可取而代之也”的话,那么众多无辜的人们又将会因此而重新遭遇到怎样的一种灾难性的命运安排呢?因此还是孔夫子对此看得最为真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西方史上,这往往被称作“苏格拉底问题”;或者可以按柏拉图的说法,将其称之为“高贵的谎言”(noble lie)。否则,其结果势必将走火入魔(gone mad)——而这并非意味着什么“愚民政策”,亦非表达什么“身教大于言传”的道理——康有为对此尝作如是说,“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26]。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不能“白”或不能“言”?曰“言则陷天下于洪水猛兽”,曰“言”则就要变成现实,就会“致使亿万京陔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27],正有如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之所谓“蛋和蛋壳都破碎了”——这太可怕了,但却绝非危言耸听。也许康子并不知柏拉图之所谓的“高贵的谎言”,但他却不可能不深谙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28]、“大道可安而不可说”[29]。于是乎,他最终才要“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吧。然而,“不忍白”并不等于不“说”、不“白”,而“微言”也并等于不“言”——“微言”无疑乃是业已“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是没有大张旗鼓地“说”、明目张胆地“说”而最终使之退藏于密、隐而难明罢了。但问题却是,既如此“不忍”,又孰能知之?由此可见,“对谁说”、“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真是太重要了。其实,《论语》中的那位总是在不厌其烦地与弟子们对话的孔子,其良苦用心,胥在于此。

纵观一部《论语》,据本文,其中一个“问”字竟达121个之多,占其全篇文字总量(15921)的近1%,主要有:“问仁”、“问礼”、“问孝”、“问知”、“问耻”、“问政”、“问友”、“问明”、“问死”、“问陈”、“问行”、“问君子”、“问为仁”、“问知礼”、“问为邦”、“问事君”、“问成人”、“问子产”、“问子西”、“问管仲”、“问礼之本”、“问禘之说”、“问事鬼神”、“问善人之道”、“问闻斯行诸”、“问崇德辨惑”……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且其中还有诸多虽无“问”之名而有“问”之实者。放眼过去,信手拈来,真可谓是一曲曲凄美哀婉、愁肠百转的“千万次地问”。

细心的读者定会发现,对弟子们每一次这样的“问”,孔子本人都会“因材施教”、十分审慎地给予回答——即使被问到了同一个问题,他也都会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这自然不免要在弟子们中间造成一定的疑惑甚至混乱。诸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这无疑使弟子公西华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对此,孔子说得十分明白:“求也退,故进之;由也进,故退之。”[30]——而这无疑乃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而且是孔子本人亲口交待给我们的。此外,至于其他与此相关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尽管孔门中的众多弟子都是付了学费前来这里学习的[31],但乃师孔子却并不是对他们每个人之所问都要说、都要语或者都要回答的。对此,孔子本人同样说得十分明白:“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32]换言之,孔子之本意寓于微言,非中材以上不能知。小康之世平庸至极,贤圣们会活得百无聊赖。他们的理想与百姓生活间扞格不入——对此,他们心知肚明,但却又不得不明言:“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33]不管怎样,《论语》中的孔子的确有“政治的声音”,而历史学家与家们,却往往是听不见的。当然,这同样没什么好奇怪的,“欺骗或迷惑民众是必须的”——因为他们在“气质上和天性上不宜听”“稀罕的声音”;或者更干脆地说,他们天生就没有长着可以听出这种声音的耳朵。而且这一点又是怪不得别人的,要怪就怪他们自己——怪自己那与生俱来、自然而然、自己如尔、不可移易的禀性或者天性(nature)。“天命之谓性”,没有人可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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